话剧《玩偶之家》剧照
（文 王雨晨）圣诞平安夜，在一间19世纪后半叶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里，男主人海尔茂正坐在钢琴前弹奏着一首欢快的《塔兰泰拉舞曲》，而他的妻子诺拉则手持铃鼓和着音乐认真练习着次日晚上将在领事家的圣诞化装舞会上表演的意大利土风舞……这是近日由任鸣导演，曹颖、王斑领衔主演的话剧《玩偶之家》开场的一幕。这个由国家大剧院出品的首部小剧场话剧是为纪念该剧在中国上演100周年而做的。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代表作品。这位作品被搬上舞台的次数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愿意提出问题，但我的使命却不在于作出回答。”因此，看待他作品的眼光会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化、导演的解读、观众的评价等产生不同的结论。其中，被剧作家本人视为现代悲剧的《玩偶之家》因时代的需要被更多地贴上了“社会问题剧”的标签。客观来讲，该剧的确为全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做了许多呐喊呼号。在其问世后的135年里，诺拉口中那闪烁着熠熠光辉的台词“首先我是一个人”成为众多女性追求独立的人生准则。易卜生却婉拒了大家对自己“有意识地为妇女解放运动而奋斗”的溢美之词，而表示仅仅是希望通过作品去完成“描写人性”的作家使命。
全世界众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戏剧人为这部作品添加了各自的解读，而该剧在中国的百年命运同样耐人寻味。自1914年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在上海首次演出《玩偶之家》以来，该剧便以各种面貌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任凭中国的戏剧观众和创作者们汲取其中对于社会的看法和人生的营养。此番，导演任鸣应邀排演此剧，在建组之初便表明了“向易卜生经典文本致敬”的创作方向。他忠实于原著的做法，让当代中国观众能够在时间和地域上均处在一个相对客观、冷静的位置来审视、发现易卜生作品中所传达的信息。在人物创作上，导演没有过多把自己对于角色的评价强加给观众，而是要求演员通过原作结构缜密、设计精巧的台词来“认认真真说自己的人生”。
更加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易卜生的经典文本。典型的“三一律”结构让剧中的矛盾冲突逐步深化递进：第一幕是即将升任经理的海尔茂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与柯洛克斯泰威胁诺拉要揭发她在借据上伪造签名罪行之间的矛盾；第二幕是柯洛克斯泰寄给海尔茂一封揭露真相的信与诺拉用跳舞拖住海尔茂不让他开信箱看信间的矛盾；第三幕，海尔茂得知真相后愤怒地对诺拉进行了侮辱，因为她的行为影响了他作为丈夫在社会上的名誉。柯洛克斯泰随后因良心发现交回了借据，放弃了对海尔茂的威胁。一切矛盾似乎都已变得风平浪静，然而真正的心灵冲击现在才刚刚开始：诺拉第一次同海尔茂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而谈话的结果是诺拉收拾起行李毅然地离开了这个家。
本剧的最后一场戏，即诺拉和海尔茂摊牌较量的争论场面，历来在评论界存在着诸多争议。很多人对诺拉猝然而至的觉醒和转变感到太过突兀。而任鸣导演则将该场戏突出，让诺拉和海尔茂第一次以这样对峙的、不和谐的舞台调度置于舞台之上，来表现此时夫妇二人截然不同的心境。曹颖在前几幕中符合人物逻辑的精彩表演也让观众相信——诺拉8年的婚姻生活虽然有过不少幸福，但也充满着不为他人所知的艰辛和酸楚。因此，海尔茂发泄般地对她进行污蔑并在她大难临头时毅然决然的抛弃显得如此的冷酷无情，从而给诺拉出走的行为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行为动机。
诺拉为丈夫购买的圣诞礼物八音盒的优雅之声犹在耳边，但诺拉已不再是那个甘于在金丝笼中唱歌跳舞的“宠物”。她拎着行李在圣诞节的夜里走了出去，屋子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百余年来，这一关门声不知留给了观众多少思索，又在不同时期引发了多少猜测。相信这版充分还原名著风貌的国家大剧院版《玩偶之家》能在今天的观众心灵上碰撞出更加奇妙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