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杭）捷杰耶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上半场，莎拉·张十足耀眼，给我以得见女神真容的感觉。她以她的热度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那首严酷的A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这首协奏曲慢速的一、三乐章是回忆、追悼的。第一乐章带有明显的叙事性，“夜曲”的特性标题遮掩着述说的隐秘、苦涩，用一种无法构成美的语调，好似讲述犹太人的故事。第三乐章“帕斯卡利亚”，乐队制造了更沉痛压抑的气氛，而小提琴从歌谣开始，带出亲密度极高的爱恋，即便那是对死者的爱恋，如同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莎拉·张在这个乐章灌注了没有缝隙的炙热，直至呼应第二乐章“谐谑曲”的极尽折磨的华彩乐段。
相呼应的二、四乐章，引用犹太流浪者的悲歌写成快板，高音无尽的反复如在神经上跳舞。引用的曲调暗示出反犹和专制的联系，在肖氏的音乐中两种受害感常常互映。第二乐章标明为传统的“谐谑曲”，而第四乐章的标题则更明白地显露了作曲家的意图——“滑稽剧”，表现恐怖之下人的异化——扭曲、强制、机械化、无穷动……在对异化的模仿中，借助异化施予者的力量，进行竞争性的反抗，直至歇斯底里仍难以扳回平衡。在这为人性的呐喊中有一个人性消亡的急迫问题。莎拉·张耐久的热情遏止了这种消亡，为无穷动注入性的能量，使这异化的音乐中人的挣扎占更主导的位置，带着不可被击倒的强度。她在乐队前，就像演奏中的卡门，俯仰中大幅进退，若不是裙子束膝就要舞蹈起来，而令人担心要被绊倒。她的热度与肖氏音乐的严寒构成奇妙的反衬。
下半场的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乐，据说与去年十一月捷杰耶夫带自己的马林斯基剧院演柴六相比，少了些俄罗斯味儿。伦敦交响乐团在典雅、温暖、准确之外，也足够宽广，比如第一乐章发展至灾难的高潮部分，但仍嫌不够深重、暴躁，有的地方不够凌厉，也许这和女性占多数的大提琴声部有关。伟大的切利比达克的版本将每一个指向悲恸的关节都充分开掘、释放，捷杰耶夫显然不想这么做，他是把柴科夫斯基视作俄罗斯黄金时代的古典主义巅峰来进行美化的。他极有耐心地让第一乐章副部主题的第一次呈示，从突然安静而失去鸟群的暮色中升起；在某个收束乐段让鼓手像他的手那样轻轻呼吸；在第二乐章的舞会场景，他节制地刻画那个郁郁寡欢的人，像契诃夫的角色只在内心汹涌。这种矜持直到第四乐章，也终究没有让主人公像我印象中的老柴那样撕扯着悲泣起来。
柴科夫斯基的这首交响乐在无数作曲家试图挑战之后，终敢于明确给出与贝多芬相反的结论。贝五和柴六像“命运”这颗行星运行的上升点和下降点。那理性胜利的雄辩理想，柴科夫斯基曾在前一交响乐中，借火车意象实现了。然而那若不是远景，就是幻想。如果自己就是不可克服的，像夜间海的潮汐那样，退却又涌起，那么服自己的苦役者又如何能不跌落而走向山顶？但是这次伦敦交响乐团颇有想法的明晰演绎，却让我意识到，我原以为开启现代主义思想的“悲怆”交响乐，其实如易卜生的戏剧一样，只是问题的先行者和古典形式最后的继承人。
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一旦趋于成熟，就一定是有明确指向的，每一个怪异音响都有意义。这样的音乐，就像严肃的易卜生利用情节剧，直到奥尼尔、曹禺，对于这样的戏剧，让每一个指向终点的必要环节充满正确的感情是极其重要的，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让人看出乏味。而马勒的音乐总是多义的，芜杂、到处是漫反射，即便演得不好，也无法不让人因其复杂而惊叹。柴六的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虽以诸种端倪的杂陈交替开始，但那最终要和盘托出的东西他一开始就想好了，他只是出示整理的过程，作为心理学家解析原委。柴科夫斯基所做的仍是让理性扩展出接纳非理性的区域，在承认理性的失败中仍坚持理性，而非从自己引申出世界的神秘并作为新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