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菲）仅仅凭“活着”这两个字，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孟京辉导演此次的“选材”将会获得多么大的成功。果然，在4日晚开演前，票不仅被观众疯抢，就连口碑，也走在了演出前头。
把先锋玩到极致
那么悲伤的生活，那么避之不及的死亡，那么无情的历史社会，大多数观众或许会因为作家余华为他们提供的这份心灵认同感而义无反顾地走进剧场。不知道抱着这样心态的观众会不会失望，但我相信，孟京辉的粉丝们绝对会欣喜若狂。因为孟京辉认真起来，真的会把先锋玩儿到极致。
开场时演员呆坐在舞台上听着流水声的长久静默，布满沟壑的舞台一时是耕作的农田一时又是被打倒者的坟墓，旧社会赌场中的迪斯科、会自己唱歌跳舞的电动玩具、高悬在舞台之上的人偶、钢笔画就的布景、充满欧式风情的动画……那么沉重的《活着》竟带上了顽皮与冷酷并存的当代都市气质。与这些舞台元素相对应的，是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小说原著中的重要情节皆被保留，三个小时的演出基本等于读者阅读小说的时间长度。演福贵的黄渤表演颇为卖力，大段台词和对人物年龄跨度的拿捏凸显了其从未被人发掘出的表演实力。
透着置身事外的味道
如果说话剧《活着》少了什么，那恐怕是很多观众最想看到的悲伤。那些希望到剧场中再感受一次痛彻肺腑的观众恐怕不会那么尽兴。对于很多余华的读者们来说，没了令人全情投入、感同身受的悲痛感，《活着》便不再活着。我用一整夜时间来想，这点欠缺是否要怪到孟京辉头上。
当《活着》与孟京辉碰撞在一起，它立时变得像一个叛逆青年对社会的讥讽和挑衅；标签化的人物和死亡，透着一股置身事外的味道，观众随之也不得不冷静客观起来，冷眼旁观福贵的悲剧，变成抽离在剧情之外的“看客”。这样的剧场效果是孟京辉特有的风格，也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多年来苦苦追寻的成果。
我还想起18年前，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虽在海外获誉，在中国观众间却也是饱受非议，读者和观众也是同样感觉不那么尽兴。
两度改编不尽如人意
一部小说两度进行视觉呈现，两次与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碰撞却都不尽如人意，真的是改编者的问题吗？
向前追溯到《活着》问世之时。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余华曾经历了现实主义文学界的猛烈批判，但《活着》却率先在海外文坛上屡屡获奖。余华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一样，经历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最终都以王者姿态回归同胞视野。
但《活着》真是一部文学巨作吗？除了“表现主义手法”、“先锋派文学”这些标签，《活着》，文笔不够精良，叙事缺乏技巧，主题则是语焉不详。一连串死亡悲剧的背景，当然是涂抹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我们不苛责它的粗糙空洞的话，是因为人们原本的共通认知：动荡的社会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悲凉伤痛与无助无奈。
相信他们已竭尽全力
我相信孟京辉和张艺谋在改编《活着》的时候，都已竭尽全力。他们选择改编《活着》也是无可厚非，张艺谋不是还选过文学性更差的《山楂树之恋》吗？文学的没落，让他们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欠缺，一如福贵无法阻止接踵而至的死亡。在纯文学被抛弃、被放弃的时代中，导演们的选择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话剧《活着》正式揭开面纱的时候，电影《白鹿原》也刚刚登上银幕。同是农村题材，同是编年体作品，同样讲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物命运，话剧《活着》与电影《白鹿原》，难免要被观众拿来比较，就像它一定会被观众拿来和电影《活着》作比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