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我爱北京——市民联欢会”开场前，马玉庆（中间）正和“非常组合”男声合唱团的伙伴们练习他们要登台演唱的歌曲 方非／摄
（记者 路艳霞）“东西带好了，门也锁好了啊。”正月初二这天，56岁的马玉庆和妻子苗征早上七点半就出了门，直奔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站。国家大剧院2014“我爱北京——市民联欢会”下午两点开场，马玉庆要站在“非常组合”男声合唱团第三排，为观众带去大轴演出。
一路上，马玉庆两手空空，苗征手里提着的袋子鼓鼓囊囊，马玉庆要吃的药、水杯，还有小零嘴儿全搁里面了。“我不放心他，他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苗征的爽朗笑声响起。
走下地铁电梯，马玉庆冷不丁冒了一句话：“我有糖尿病家族史，冠心病、脑梗也得过，动脉血管切开过13次，血管造影5次，心脏前前后后安了8个支架。”苗征马上接过了话茬儿，“去年8月马玉庆去承德演出，5天之内吃了100片硝酸甘油，可刚一回北京就住了院，病危通知书也来了。合唱团指挥宋晓汀给大伙儿打了电话，‘今天晚上谁也别关机，老马随时会……’”
地铁里空荡荡，马玉庆赶紧找了个座位坐下，话也多了起来。“我打小就爱唱，上小学时就演过李玉和、郭建光，后来在建筑公司当工人，这爱好也没丢。”2003年“非典”那年，马玉庆和宋晓汀等四人一起组织了“非常组合”，唱着唱着，一不留神还参加了央视星光大道。“我们周赛得了冠军，月赛时遇到阿宝，我们就下来了。”这个四人组合，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如今已经发展成百人的合唱团了。
“天安门西到了！”地铁车厢里播报声响起，马玉庆看了看表，才早上8点10分，离规定的入场时间9点还早着呢。“这不算什么，上次彩排的时候我们来得更早，天安门广场上还没升旗。”快言快语的苗征说。
不到9点钟，国家大剧院入口处，百位合唱团员已经陆陆续续到来。“马老师，过年好！”总有人从远处走过来，跟马玉庆握手问候。63岁的常征说：“我们谁身体难受的时候，都会想起马老师，他比我们厉害多了。”
排队、报数、发放入场证，快10点了，合唱团才走进后台化妆间。面对一面面镜子，马玉庆没照一下，“嗨，我们不化妆。”一边说着，他一边脱掉羽绒服，露出自个儿花钱买的黑色演出服。
“在走廊里练练声、开开嗓。”指挥一声招呼，合唱团员呼啦一下全部密集站在了走廊里，“嘿咗，嘿咗，唱支船歌迎朝阳……”《船歌》开始响起来。一曲终了，马玉庆身边的杨军小声诉起了苦：“我唱着唱着，就跑到一高（第一高声部）那儿去了。”而第二高声部部长马玉庆悄悄告诉他：“一高唱‘拉’，咱们二高唱‘咪’。”
“你刚来时间不长，已经很不错了。”马玉庆没忘安慰杨军。原来这位老兄刚到合唱团一个月，从来没有进过大剧院演出，心里一直有些打鼓。
正在此时，一位团员突出“重围”，跑到马玉庆面前打起了“小报告”，“老张越唱越快，根本不看指挥的手。”马玉庆笑了笑，没太当回事，“你放心，等一上台，他心里没把握，声儿，自然就小了。”
大家又练了一下《欢乐的那达慕》，终于到了休息的时间。“我那天走台时间长了，腿打不了弯了，成棍子了。您这腿不好，得注意点。”马玉庆叮嘱坐在他身旁的老王，可他坐下去的动作已经不太利索了。
好不容易坐下来，马玉庆的脑子里装的还是唱歌那点儿事。“中国的歌一般都是软进，国外的歌容易出现爆发力很强的起音。”67岁的李铁犁听罢直点头，“是啊，不加入合唱团哪知道这些个。”
吃过午饭，没人休息，《游击队之歌》、《我为祖国守边防》，一一过了嗓，马玉庆站在大家中间唱着。不过，他看起来已经有些疲惫了。在大家的嘹亮歌声中，他悄悄退了出来，搬把椅子坐下，这一眯瞪，很快睡着了，半个小时马上就过去了。
“打好领结，系好扣子，准备登场！”指挥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这么大声马玉庆居然没听见，还是同伴轻拍了几下，他才迅速起了身。
动作有些机械，随着人流，马玉庆转战到了后台，这时候整场演出已到了最后时刻。
“这是阳刚气十足的合唱团……”报幕声刚一落下，齐刷刷地，百位演员登场了，马玉庆站在人群中，一点儿也不显眼。浑厚、柔情的男声在剧院飘荡开来，他们演唱了两首，还加演了一首。“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当了爷爷、姥爷的男生们，收获着来自观众席的欢呼声。此时，满面红光的马玉庆也早已一扫先前的疲惫。
从早上6点起床，到下午4点，马玉庆忙了整整一天，他摸着口袋里妻子准备的巧克力、小饼干，眼睛也在拼命寻找着她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