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2010年，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玩偶之家》在巴黎上演
2. 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上演频率极高，影响和启迪了乔治·萧伯纳、奥斯卡·王尔德、詹姆斯·乔伊斯、尤金·奥尼尔等众多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
3. 国家大剧院策划制作的首部小剧场话剧《玩偶之家》正在紧张的排练之中。曹颖、王斑这对夫妻将演绎剧中的海尔茂夫妇。该剧将在1月14日至29日首演亮相
4/6. 吴晓江导演版的《玩偶之家》，首演于1998年，在2001、2006年也有演出。故事背景放在1930年代的中国，娜拉是一位嫁到中国家庭的挪威女性
5.1956年7月，《娜拉》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吴雪导演，冀淑平扮演娜拉，于村扮演海尔茂，排练仅用了一个多月。顾问盖琳达夫人看过之后：“你们出乎我意料之外地那样了解易卜生，还需要我做什么呢？”
8.薪传实验剧团创作完成的《一生一镜易卜生》，首演于2012年，导演王翀和挪威编剧费梦琴合作，将易卜生的种种传统汇于一个作品之中，从一位当代中国男人的生活片断中体现了易卜生式的哲学及道德困境
“易卜生是戏上的罗马，条条大路出自易卜生，条条大路又通向易卜生。”易卜生及其名剧《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传播史，几乎是这句评论的注脚。1914年，上海春柳社将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带到中国，一个世纪后，该剧再度上演于国家大剧院。回顾经典，也是回顾戏剧大师在中国被拣选的历史。
《玩偶之家》的故事并不复杂，导火线是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以娜拉假冒签名的借据要胁，欲迫使其丈夫海尔茂为他提供一个更高的职位。得知此事的海尔茂先是对娜拉大发霆，又在借据销毁后甜言蜜语安抚她，认清丈夫自私虚伪面目的娜拉愤而出走。
舞台上的三天，呈现的是莱辛所谓“最富孕育性的那一顷刻”；娜拉出走时的碰门声，让萧伯纳感叹：“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更有力量。”而“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困扰中国近百年的问题，比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得更早一些。
思想家VS. 戏剧家
最先把易卜生介绍给中国人的，正是鲁迅。早在1907年，即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高度评价这位戏剧大师，“伊孛生（即易卜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也。”
1914 年春柳社第一次在上海演出《娜拉》（即《玩偶之家》），成员陆镜若专门写了《伊蒲生之剧》一文介绍这位世界著名戏剧家，称之为“莎翁之劲敌”、“剧界革命之健将”。但其时，社会艺术趣味限于缠绵悱恻的家庭戏，《玩偶之家》大胆的思想吓退了不少遗老遗少，看惯了流俗戏剧的一般观众也难以适应其全新的艺术形式。况且，单单凭借着“想演正式的悲剧，正式的喜剧”的热情来介绍易卜生的戏剧人，尚未生发草船借箭的热情。
1915 年《新青年》创刊，揭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代表，“人的解放”成为“反封建”核心；而解放深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条锁链捆缚的妇女，又是核心的核心— 《新青年》曾连刊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议论。在这种形势下，易卜生的戏剧被郑重翻译过来。1918 年6月15日《 新青年》出版的《 易卜生专号》便是一次集大成的展示，包括《娜拉》全剧和《国民公敌》（即《人民公敌》）、《小爱尔夫》的选幕，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 易卜生传》也在其中。易卜生一举成为“文学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摇旗者，《玩偶之家》更是风靡全国，娜拉成了人们心目中“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甚至“将来社会之先导”。
这还不够，中国需要中国的娜拉，担负起中国的疑问。1919 年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呈现了一个本土娜拉，之后如同推动多米诺骨牌，熊佛西《新人的生活》、侯耀《弃妇》、郭沫若《 卓文君》、张闻天《青春的梦》……娜拉们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鲁迅的《伤逝》。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是鲁迅的答案。当洪深说自己“愿做一个易卜生”，当茅盾主张与其介绍《群鬼》，不如推介《少年团乡》（即《青年同盟》）时，他们的选择都着眼于易卜生剧作的思想价值及其同中国社会革命的直接联系—易卜生首先被认为是思想家，其次才是戏剧家。这种普遍认识，深深影响了《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中国化的“娜拉”
1914 年，陆镜若等春柳社成员在上海演出了《娜拉》。1926 年，北平的26 个失学青年组织了一个演剧团体“二六剧学社”，在北平真光大戏院演出《娜拉》。开演在即，却有警察以“男女同台，有伤风化”为名下令停演，这激怒了观众，他们坚决不离剧场继续看戏。
尽管易卜生的作品包含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手法的过渡和融合，但“五四”时期中国话剧的先驱者，往往将“ 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作为“ 易卜生主义”主要内涵。这种选择性偏差，在20 世纪30 年代中国逐步陷入战争时更加深化。其时革命和救亡成为社会主潮，对《玩偶之家》的关注点便转向了“ 革命斗争性”。
1935 年元旦起，磨风艺社在南京陶陶大戏院连演三天《娜拉》，场场爆满。扮演娜拉的小学教师王苹，被学校当局以“抛头露面，有伤风化”为名开除公职。受到社会各界抗议后，学校又被迫收回成命——这场“娜拉事件”，让娜拉在中国更加声名远扬，报章上干脆把这一年称为“娜拉年”。
同年6 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金城大戏院演出《娜拉》，当红演员赵丹在剧中扮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饰演娜拉的是后改名江青的青年演员蓝萍。这个角色使蓝萍在上海滩崭露头角，而后她在《我与娜拉》一文中写道：“无形中娜拉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
到了1940 年代，有关娜拉的讨论明确将妇女命运与“所有被压迫的社会阶级”联系起来。如郭沫若等人就宣称，个人解放和妇女解放必须以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为前提。至此，“娜拉出走”已经完全中国化，成为中国自身的问题了。
1956 年，适逢易卜生逝世50 周年，这年5 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导演吴雪应邀赴挪威参加“易卜生纪念周”，回国之后即指导本院的演员排演《玩偶之家》，且聘请挪威国家勋章获得者、国家剧院导演盖琳达夫人担任艺术顾问。
“文化大革命”期间，易卜生戏剧的演出偃旗息鼓，直到1983 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导演吴晓江重新执导《玩偶之家》。原剧被“混血化”，表现一个外国姑娘（由挪威演员扮演）嫁入中国家庭后面临的文化差异，以及随之出现的两性矛盾。其中融入民乐、京剧等中国元素，又以中英双语对白呈现。
20世纪的出走
易卜生思想本身复杂，一方面追求个性自由、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也强调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个人精神的反抗始终是主流。如果说此前中国文学是根据自身需要来利用易卜生戏剧，使之成为其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当时代焦点转移，易剧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象征主义、心理技巧等更接近美学的内涵，被重新关注。
2006 年是易卜生逝世100 周年，京城相关剧目演出持续全年。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与挪威导演合作的《娜拉的孩子们》，由儿童视角探索《玩偶之家》。国家剧院和北京现代舞团合作的歌舞剧《寻找娜拉》，则是首次以歌舞剧形式尝试揭示娜拉“最终的命运”。
2010 年，由舞蹈家金星排演的舞蹈剧《玩偶之家》，以中文和挪威语贯穿半舞蹈半话剧的演出。如何将舞蹈和挪威语的语言节奏相调和，是该剧的最大挑战。
2014 年，该剧在中国首演一百年之际，北京人艺导演任鸣再次执导《玩偶之家》。不同于时下流行的“经典重绎”，任鸣希望能将经典作品“经典呈现”。
观览国外，自1879 年《玩偶之家》在挪威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起，“娜拉出走”长演不衰，且每有变异；近年来有《娜拉走后怎样或社会支柱》及《玩偶之家：1970》等剧作。与19 世纪的娜拉相比，20 世纪的娜拉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为宽松，不致因离弃家庭而遭受舆论谴责，也有了不少同盟者，使得出走之后的生活充满希望。2013 年8月由Carrie Cracknell 导演的《玩偶之家》，则是较近的演出，在伦敦约克公爵剧院上演。
在欧里庇得斯的名剧《美狄亚》中，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弃妇”美狄亚控诉道：“在一切有呼吸、有理智的人里面，我们妇女最为不幸。”娜拉的出走，呼吁妇女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摆脱不幸。“不幸”为何？如何摆脱？是否能真正地、彻底地摆脱？百年来，这些问题始终在讨论，始终未完结。当易卜生说“诗人的任务就是为自己，因此也是为他人的，弄清楚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里所发生的暂时性和永久性的问题”，他并没有讲明问题该如何解决。诗人只负责作诗，剧目只负责上演，负责思考与行动的，便只有我们这些幸而不幸的观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