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的歌剧是一座高峰。这几年，除2010年科隆歌剧院在上海演出全本《尼伯龙根的指环》，国内很少见到瓦格纳歌剧演出。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漂泊的荷兰人》，终于让乐迷们等到了瓦格纳。
观后很多人都谈到歌剧结尾的舞台处理让珊塔跑上鬼船拥抱着与荷兰人一同下沉，而不是投海自尽削弱了悲剧性。我以为死或者如何死，不是构成悲剧的关键。瓦格纳的音乐戏剧对象征主义剧场有很大影响。
在《漂泊的荷兰人》中，多数情节剧中复杂的运算，被简化得可以整除。如爱财的父亲和追求崇高爱情的女儿，本是制造情节的冤家，而在这部戏剧中却巧合地共同指向一个完美的巧合，成就了本来难以相遇的爱情，不同的价值观没有发生任何冲突。那是因为它只想借一个世俗情节剧的架子，又不愿将矛盾不必要地转移到人与人之间。唯一重要的矛盾就是人的天真理性与人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矛盾。在这部戏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纯洁而狂热的珊塔，也不是厌世的荷兰人，而是不肯露面、我们并不能确知其存在的荷兰船的水手们那带着这求死者度过所有险情，又带他永远离开的划桨人。瓦格纳和梅特林克的区别，就在于码头场景的合唱，荷兰水手突然发出的压倒性声浪是浪漫主义的，如果让他们始终沉默着昭示必然的存在，则是象征主义的。
“荷兰人”的故事以鬼船沉没结束，距荒诞性仅一步之遥。我更愿意认为荷兰人并没有死，而是永远地漂泊下去。就像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那个为报复而装疯卖傻扮演亨利四世的人，由于搞砸了，必须永远装扮下去。一个人既有完备的理性，又目睹了自己理性的失败，被迫接受了这个远比自己强大的非理性世界。这是“荷兰人”故事所蕴藏的、而未必从情节中全部释放的悲剧性。那么珊塔跑上鬼船还是投海自尽，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改变所增加的，只是为人的行动抹上一道肯定的亮色，而毁灭的结局并无改变。
我所关心的是，瓦格纳的歌剧是否一定要用华丽的写实舞台，还是可以简洁抽象。尽管那艘耗资不菲的大船给人以震撼效果，但当我们不断从字幕切换到舞台，提醒自己身在剧场时，这艘真船就显得没什么诗意和想象力了。倒是第二幕简洁的平台带来朴素和隔绝的孤独。
对瓦格纳而言，音乐和戏剧是不可分割的。他借助戏剧，使作为整体的艺术并不因音乐的具象化而发生精神的滑坡。在这部早期的《漂泊的荷兰人》中，仍能听出他与德国民族歌剧和早期浪漫派音乐的紧密联系，民歌的朴素旋律使其富于生动气息。而瓦格纳的歌剧革命，如主导动机的使用已十分明显。他深谙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所开创的，声乐作为交响乐组成部分的做法，一种交响化的声乐，而非为声乐的交响伴奏。对于歌剧“程式”对剧本的戏剧性破坏，瓦格纳则通过取消歌剧中宣叙调、咏叹调、合唱、重唱这些曲类的区分和串联方式，为场景写作交响乐，指向戏剧性的构建，从而促成歌剧的戏剧化。
在“荷兰人”之后，今年大剧院还将推出《罗恩格林》，这些都将是2013年纪念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的前奏和预热。无碍于语言、直击心灵的古典音乐，早已是世界的财富。每逢一位伟大作曲家的纪念周年，围绕其进行的音乐活动都是世界范围的，绝不限于民族、语言区域。我们的文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融入世界性的文化生活之中。对于如何将更多的人带入古典音乐的艰深领域，首先演出《漂泊的荷兰人》这部瓦格纳早期的“好听”的歌剧，无疑是上策，而以此为开端，耐心的全集式系列演出更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