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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优秀芭蕾舞作品赏析系列】银幕经典的舞台再现——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主讲人:赵明

国家大剧院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银幕经典,主人公潘冬子机智勇敢的形象以及反派人物那句“我胡汉三又回来啦”的台词是数代中国观众的共同记忆。上海芭蕾舞团将这部银幕经典搬上舞台,并重新创作,本期经典艺术讲堂将邀请该剧编导赵明,通过讲解与现场演示的方式带领观众重温这部舞剧的精彩片段。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是对电影故事的重新演绎,舞剧中的胡汉三与电影版中刘江老师饰演的人物形象迥然不同。
  
 
 
一、 挑战再度创作《闪闪的红星》 
早在2000年编导赵明和著名舞蹈家黄豆豆合作首度排演了中国民族舞剧版《闪闪的红星》。创作者在剧中着力刻画了少年潘冬子的人物形象。其中,潘冬子的扮演者黄豆豆小巧、精干的体态与潘冬子的外形较为契合,加之舞者自身扎实的功底将舞剧中潘冬子的形象塑造的十分丰满,成为该剧成功的首要因素。二十年后,编导赵明接到上海芭蕾舞团的邀请,再度将《闪闪的红星》这部深入人心的电影作品改编成芭蕾舞剧。此次,如何重新塑造潘冬子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以及如何实现创作上的创新,成为该剧最大的挑战。

最终,编导选用不同于电影和民族舞剧版本的叙述视角,即不同于选择少年潘冬子的视角,而是以成年潘冬子的视角进行切入,讲述《闪闪的红星》的故事。舞台上,观众看到的是当潘冬子已经成长为一位刚强的战士时,如何回忆和讲述他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峥嵘岁月。
 
电影中潘冬子的形象在我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出发”——通过心理时空重成年潘冬子的形象 
舞剧的叙事方式可以选用传统的线性叙事,也可以超脱于此,选择意识流等非线性叙事方式。该剧的叙事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话剧与电影作品,它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舞蹈空间特性,为观众提供了想象空间。剧中的创作亮点之一便是成年潘东子在讲述自己少年时代的故事时的自身“在场”,他不仅作为一个叙述者,也以在场人物的身份和自己的副体进行对话交流,构成了该剧独特的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方式。

在“出发”舞段中,除了成年潘冬子,还有少年潘冬子和他的父母。一家三口人,四个角色同时在舞台上演绎红军将要出发,父亲离家远行的情境。此时,成年的潘冬子像是一个影子,依附在少年潘冬子身上,感同身受地向观众诉说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该片段中一家三口人、四个角色同时在场表现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离别场面。

三、“埋伏”——军旅舞蹈的情怀与编排手法融入芭蕾 
在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中有一个表现成年潘冬子在行军路上的战斗生活的舞段,在此编导独具匠心地在剧中融入了军旅舞蹈的动作元素。编导赵明自14岁起进入部队,军人情结一直长埋于心,他也曾编排了多部军旅题材的舞蹈作品。正是源于军旅文艺工作者天生的职责感和使命感,他把自己对军人的情怀融入到芭蕾这一国际化的艺术之中。在舞剧中,有一段红色精神与军人气魄兼具的男子五人舞,如同古典芭蕾舞剧小变奏一般的“埋伏”舞段。

剧中的芭蕾舞表演注入了编导对军人的情怀。

四、舞段“小小竹排”——融合世界芭蕾艺术的美学规范 
“芭蕾”作为一种西方舶来艺术最初进入中国时,我国的艺术家对其进行了“洋为中用”的民族化处理。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品就是由中央芭蕾舞团创演的《红色娘子军》和上海芭蕾舞团创演的《白毛女》。这两部芭蕾舞剧被誉为“时代经典”,将中国人的形象、色彩予以强有力地强调与传递,使西式语言一举成为中国人在其自身文化建设中所获得的艺术感悟与文化阐释。改革开放之后,大量世界经典芭蕾舞剧涌入中国,观众看到了《安娜·卡列林娜》《红色吉赛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世界芭蕾精品,进一步拓展了对芭蕾艺术的审美认知。

在舞剧《闪闪的红星》创作过程中,编导赵明着重考虑的是“传承与发展”这一命题,既要传承《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经典性,又要结合世界范围内芭蕾舞艺术的普遍美学规律、形式规范以及当今时代的审美倾向,重新构建一种对红色主旋律题材的演绎方式。比如该剧演绎《小小竹排江中流》这首经典的电影插曲时,即要以此弘扬民族色彩、传承民族经典,又要依据情节需求,以竹林中翩翩起舞的“竹仙子”代替西方古典芭蕾舞剧中惯用的公主、仙女等主体形象,强化了芭蕾艺术轻盈飘逸、诗意盎然、情怀浪漫的艺术特征。这便是编导在传承与发展中找到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以及由此创造出的独特审美形式。

剧中的竹仙舞是独属于芭蕾舞版《闪闪的红星》的浪漫艺术创造。

本期主讲人:赵明


国家一级编导、编剧,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等。代表作品:女子三人舞《岁寒三友》、舞蹈《俏夕阳》、芭蕾舞剧《过年》、舞剧《红楼梦》、音乐舞蹈诗《家住长江边》、杂技剧《天鹅湖》等。

赵明/讲述
王成荫/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