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八十周年。当我们把延安文艺座谈会放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时空中去看，我们可能会发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仅是文艺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还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历史必然。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共召开过三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三次会议上一头一尾做了两次发言，距今整整80年。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先做了一次抛砖引玉式的发言。他发言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中的文艺工作者。发言中毛主席提出了五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我们的立场为何？态度为何？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谁？该如何工作？该向谁学习？第一次会议讨论得很激烈，会后，40多位延安戏剧界人士开了一个小会讨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提高”指的是多演经典的、成熟剧本。“普及”指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爱看的作品。这次小会上不同的观点互相碰撞、莫衷一是。
三天后，延安戏剧界的代表们带着疑问又参加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天。毛主席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但没有发言，而是为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做准备。
5月23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发言非常踊跃，会议从白天开到晚上。最后，由毛主席做最后来的总结性发言。这次讲话也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从文艺座谈会前的“大戏热”到座谈会后的“秧歌戏”
1939年的10月，刚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剧协决定排一出新戏参与第二届中华全国戏剧节。当时鲁迅艺术学院选择创排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排演一半，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改排曹禺的《日出》。鲁艺师生群策群力，在很紧迫的时间里完成了创排并于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之后的整整两年时间里，延安的各个话剧剧团开始密集地上演“洋大古”——外国戏、大戏、古装戏。这两年后来也被称为延安的“大戏热”时期。
“大戏热”中，延安的话剧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几乎不演自己编的戏”。这个现象揭示出延安剧本原创力的消失，归根结底，编剧的思想情感出了问题——他们难以写出为延安百姓喜闻乐见的剧本，却一厢情愿地归咎于技艺有限，于是寄希望于“提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里的“思想入党”指的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情感的转变。无独有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他说：“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关于戏剧排演该怎么去接近人民群众，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的“大戏热”是从鲁艺开始的，也正是鲁艺第一个发现了延安文艺的新方向。
1942年底，距离座谈会召开差不多过去半年，鲁艺抽调了各方力量，创排了包含秧歌戏、踩高跷、划旱船等形式在内的一系列民间小型剧目。而其中之一就是秧歌戏《拥军花鼓》。《拥军花鼓》的诞生是延安文艺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来创作的《兄妹开荒》听取了《拥军花鼓》的观众反馈，在人物形象创作上做了修改，广受好评，成为秧歌戏的代表性剧目。
随着秧歌剧运动的实践，1943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与此同时，讲话也成了全党必须要去学习和遵守的文艺方针和策略，讲话内容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延安文艺史上的里程碑——《白毛女》的诞生
1944年，进入鲁艺工作学习的诗人邵子南带回了一个有关“白毛仙姑”的故事，鲁艺想把这个原型故事改编成一出歌剧，于是组建了写作组，请来了贺敬之、王滨帮助邵子南一同修改和完善剧本。由于创作上的分歧，在《白毛女》初稿的第一幕试演之后，邵子南负气退出创作，贺敬之就成了《白毛女》二稿剧本的主笔编剧。而剧本也有了一个新的主题——如今被人们熟知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1945年的5月30日，六幕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白毛女》创新性地在曲调上加入了很多中国民间小调，配器“土洋结合”。更重要的是，它在歌剧的创作中融入了浓厚的话剧因素。《白毛女》的诞生是延安文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也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民艺术形式的诞生。
抚今追昔，只要中国话剧的创造主体仍由知识分子构成，那么“作品的情感倾向是什么”将是中国戏剧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一直会面对的一个发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路漫漫，其修远。以习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的一句话总结：“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本期主讲人：王羿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戏文系戏剧创作专业写作课教师。
王羿/讲述
王成荫/整理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共召开过三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三次会议上一头一尾做了两次发言，距今整整80年。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先做了一次抛砖引玉式的发言。他发言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中的文艺工作者。发言中毛主席提出了五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我们的立场为何？态度为何？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谁？该如何工作？该向谁学习？第一次会议讨论得很激烈，会后，40多位延安戏剧界人士开了一个小会讨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提高”指的是多演经典的、成熟剧本。“普及”指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爱看的作品。这次小会上不同的观点互相碰撞、莫衷一是。
三天后，延安戏剧界的代表们带着疑问又参加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一天。毛主席参加了第二次会议但没有发言，而是为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做准备。
5月23日的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发言非常踊跃，会议从白天开到晚上。最后，由毛主席做最后来的总结性发言。这次讲话也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由画家阎文喜于1975年创作
从文艺座谈会前的“大戏热”到座谈会后的“秧歌戏”
1939年的10月，刚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剧协决定排一出新戏参与第二届中华全国戏剧节。当时鲁迅艺术学院选择创排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排演一半，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改排曹禺的《日出》。鲁艺师生群策群力，在很紧迫的时间里完成了创排并于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之后的整整两年时间里，延安的各个话剧剧团开始密集地上演“洋大古”——外国戏、大戏、古装戏。这两年后来也被称为延安的“大戏热”时期。
“大戏热”中，延安的话剧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几乎不演自己编的戏”。这个现象揭示出延安剧本原创力的消失，归根结底，编剧的思想情感出了问题——他们难以写出为延安百姓喜闻乐见的剧本，却一厢情愿地归咎于技艺有限，于是寄希望于“提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里的“思想入党”指的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情感的转变。无独有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他说：“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关于戏剧排演该怎么去接近人民群众，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初的“大戏热”是从鲁艺开始的，也正是鲁艺第一个发现了延安文艺的新方向。
1942年底，距离座谈会召开差不多过去半年，鲁艺抽调了各方力量，创排了包含秧歌戏、踩高跷、划旱船等形式在内的一系列民间小型剧目。而其中之一就是秧歌戏《拥军花鼓》。《拥军花鼓》的诞生是延安文艺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来创作的《兄妹开荒》听取了《拥军花鼓》的观众反馈，在人物形象创作上做了修改，广受好评，成为秧歌戏的代表性剧目。
《拥军花鼓》剧照（1943）
随着秧歌剧运动的实践，1943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与此同时，讲话也成了全党必须要去学习和遵守的文艺方针和策略，讲话内容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延安文艺史上的里程碑——《白毛女》的诞生
1944年，进入鲁艺工作学习的诗人邵子南带回了一个有关“白毛仙姑”的故事，鲁艺想把这个原型故事改编成一出歌剧，于是组建了写作组，请来了贺敬之、王滨帮助邵子南一同修改和完善剧本。由于创作上的分歧，在《白毛女》初稿的第一幕试演之后，邵子南负气退出创作，贺敬之就成了《白毛女》二稿剧本的主笔编剧。而剧本也有了一个新的主题——如今被人们熟知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1945年的5月30日，六幕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白毛女》创新性地在曲调上加入了很多中国民间小调，配器“土洋结合”。更重要的是，它在歌剧的创作中融入了浓厚的话剧因素。《白毛女》的诞生是延安文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也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民艺术形式的诞生。
新歌剧《白毛女》书影（1946）
本期主讲人：王羿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戏文系戏剧创作专业写作课教师。
王羿/讲述
王成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