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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系列】中国打击乐在当代民族管弦乐团中的发展

主讲人:王以东、宋艺博

国家大剧院
中国打击乐乐器种类繁多,应用于多种艺术形式。本期经典艺术讲堂将由著名打击乐演奏家、教育家王以东老师与观众们分享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艺术魅力,以及中国打击乐在当代民族管弦乐团中创新发展和作用。
 
 
 
一、民族管弦乐团中的打击乐 
打击乐声部在民族管弦乐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诸如定音鼓、小军鼓、键盘打击乐等一些西洋打击乐构成的;一部分是由带有传统意义的中国打击乐器构成。在中国打击乐器这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中国大鼓、排鼓。

中国大鼓比较深沉、音色雄伟恢弘,在乐队里作为一种声音的酝酿和铺垫会经常出现。排鼓,也称为五音排鼓,它具有不同的音高,根据作品有时可能只需要一面鼓,有的时候甚至要用到十面鼓。排鼓旋律性比较强,而且声音非常灵动,非常有穿透性,肢体可以舒展也可以非常的紧密,所以运用非常广泛。

  
在戏曲艺术中经常见到的“京打四件”(板鼓、大锣、小锣、铙钹)也会运用在如《夜深沉》《乱云飞》这一类带有戏曲风格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中。近年来很多作曲家都在积极努力做新的尝试,例如在曲牌里对民族打击乐的运用就特别有中国韵味。

此外,还有一些响器类、鼓类,如:扁鼓、小堂鼓、十面锣、大筛锣等等也会运用到民族乐团当中。大筛锣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民间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称谓,现在我们希望把它定义为“中国低音大锣”;十面锣主要用于浙江舟山地区的一些民间锣鼓,又称为“舟山锣”,彭修文先生创作的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丰收锣鼓》就有大段的舟山锣的独奏;低音大锣不仅充分运用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还进入到了西方交响乐团,甚至有这样一个观点:低音大锣是进入西方交响乐团的唯一一件中国乐器。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里就有几声低音大锣,代表了封建势力对祝英台婚姻上的迫害。仅此一声,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所以,中国的打击乐在民族乐团里依据不同的作品、还有作曲家的考量以及要表现的风格,的确得到了非常多不同效果的应用。

二、中西管弦乐团中打击乐的异同 
其实,打击乐器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应用于所有艺术种类里面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非常有特色的打击乐器和表现形式。

在西方交响乐团的历史中,纵观三百多年的交响乐文献,打击乐声部所使用的乐器是相对固定的。比如定音鼓作为主要乐器,其次是大、小军鼓,键盘乐器里面的木琴、小钟琴;以及铃鼓、三角铁还有管钟。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件乐器形成了交响乐队打击乐声部的固定乐器编制。

有些世界级的乐团,把定音鼓独立出来成为独立于打击乐之外的一个声部,作一个单独的位置呈现。
 
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里,打击乐声部没有所谓的固定编制这一说,完全是取决于作曲家对作品的创作要求。而演奏员在拿到乐谱以后,上面标注什么样的乐器都要能够演奏,甚至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的乐器。民族乐团的打击乐乐手要求是非常高的。打击乐乐手必须是多面手,中西兼学,能够“拳打脚踢”——不仅要掌握中国的打击乐器,还要对交响乐队中使用的西洋打击乐器有一定的掌握。这也是中国打击乐专业演奏员基本的一个技术和专业要求。

三、民族打击乐的创新与发展 
中外打击乐在民族管弦乐团打击乐声部里,通过运用不同手法、不同的演奏、不同的技法、不同的音响效果,能够呈现不同的音乐形象。北京民族乐团自成立以来在新作品方面就做了很多尝试,这些打击乐器在这些作品里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作品《新国门畅想》当中有一个“凤凰展翅”就是以双打击乐的形式来呈现的,运用了中西打击乐演奏的对话和效果。作品的主奏分为两部分,主奏一可能主要运用的是排鼓和中国大鼓,主奏二可能会用西洋的通通鼓作为区别,从而产生对话的色彩。

21世纪以来,全球文化交流融合空前繁荣,外来文化既给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鲜的元素,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国民族打击乐是每一个民族打击乐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期主讲人:王以东、宋艺博

王以东

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管乐与打击乐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打击乐学会会长。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学术创新团队项目成员;国家艺术基金和北京文化艺术基金项目以及“新绎杯”华乐论坛杰出民乐演奏家等殊荣获得者;多次参与国内外重大艺术表演活动,曾作为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员、华夏室内乐团演奏员以及华夏民族乐团独奏家,出访世界各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宋艺博

北京民族乐团团长助理、打击乐首席、艺术创作中心总监,中国音乐学院在读博士,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打击乐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理事。

王以东、宋艺博/讲述
王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