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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青:心中的音乐“天路”
来源: 北京日报     刊发时间: 2018/11/06
午后,国家大剧院西咖啡厅。从排练厅出来的作曲家印青,点了一杯咖啡,坐定。阳光从“水上明珠”巨大的玻璃墙体透射进来,宁静、明澈、温暖。
话题从10月11日举行的国家大剧院“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开始。印青有两首作品在其中,一首《我的北京》,一首《北京之夜》。自上世纪90年代来京,三十余载光阴如洗,“新北京人”印青对北京埋下一份特殊的情感。
同时,他血液中涌动着另一重基因,那就是深深的军旅情结。16岁从戎,一晃,64岁了,近半个世纪的军旅风霜化作一首首“印青式”音乐作品。它们穿越历史的烟云,连缀起一条神奇的“天路”——路这端,是一位躬耕不辍的作曲家;路那端,是一份与日俱增的家国情怀。


人物小传
印青,1954年生,国家一级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文联第八、九届全委,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军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多次在全国、全军各类重大比赛中担任评委。被评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曾创作《当兵的历史》《走进新时代》《西部放歌》《天路》《江山》《走向复兴》等歌曲。

1. 从架线兵到作曲家
“歌片不够,我就手抄给他们,他们说听了这首歌特别想当兵,觉得那是一种幸福。”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当兵的历史》旋律轻快、激昂,是印青第一首代表作。那时候的他二十出头,正值风华,青春勃发。
如将这句歌词套在印青身上,应是“十六岁,十六岁,我参军到部队……”印青生于音乐家庭,父亲曾当过部队文工团团长,母亲也是文工团歌唱演员,他10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原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业余演出队看中,成为一名小提琴手,从此走进军营。
1972年,演出队解散,印青被分到通讯营架线连。作为一名架线兵,尽管“主业”不佳,但“副业”却好——18岁的他写出第一首歌曲《我是一个架线兵》。此后,从浙江省军区文工队到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再到北京总政歌舞团,印青始终不懈地在艺术之路上攀峰。
歌曲《当兵的历史》创作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两热”:经商热、文凭热。印青记得,那会儿部队战士间流行“当兵吃亏论”:“同龄人有的做生意挣钱,有的上大学拿文凭,而当兵有什么用呢?!”
于是,受领导委派,印青计划写一首鼓舞士气、让更多人走进军营的歌曲,“我们国家实行义务征兵制,不强行要求,但要鼓励年轻人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其实,生命中有一段当兵的历史,是很珍贵、很独特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当时就想,这首歌要写得明快、愉快,让没当过兵的想当兵,当了兵的有自豪感。”
印青记得,这首歌完成后第一次来京演出,很多大学生涌到后台要歌片,想回去学唱。“歌片不够,我就手抄给他们,他们说听了这首歌特别想当兵,觉得那是一种幸福。”其实,直到如今《当兵的历史》一直都在被传唱,“将近40年了,不管什么兵种,新兵连第一首歌都要学唱它。”
印青说,那时候优秀的队列歌曲相对匮乏,“早年有《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之类,后来几乎就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总政宣传部发动全军词曲作家投入创作,说谁写出来好的作品奖励一万元,这可是巨额奖金啊!”
纵观印青的创作生涯,几乎全都是军旅题材和主旋律题材。这些作品,在无数部队官兵和群众心中镌刻下深深印记,印青因此收到的听众来信足有万余封。兰州军区一名排长的来信,令印青至今说起来都心有波澜。信中说:“当年我们都喜欢唱您作曲的《出征歌》,在战场上也是唱着这首歌往前冲,这首歌成了我们全排凝聚力的号角。我们一个排27人出征,最终回来的只有7人,其余20人都牺牲了……”多年后,7位战友天各一方,各自为业,但只要聚会,必唱此歌,歌中有他们血气方刚的青春,歌中有血与火洗礼的峥嵘岁月,“我们真的是太想念自己的战友了……”
这封信,让印青生平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创作有价值,也更加坚定了他主旋律歌曲、部队歌曲的创作方向,“其他类型歌曲也能抚慰人心,但这种歌曲更能触及人的思想、信仰层面,正所谓崇高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这个,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社会更需要信仰的构建,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承载。”

2. 将概念转化为情感
“我会结合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写,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百姓心灵,而不是空洞地喊口号说教。”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天路》是印青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首作品,被韩红等诸多流行歌手所演绎。它的创作背景是青藏铁路开修。
“《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领导把报纸放在我和词作家屈塬眼前说,你们写一首歌吧!”那是2001年夏,为筹备“八一”晚会,印青和屈塬领了这项任务。
两人聊了很多,很快达成了创作共识。屈塬三四天就把词写出来了,而印青也很快为词作谱写下极富抒情性的旋律。
“那时候青藏公路已修通,付出了很大代价,‘平均一公里牺牲一个战士’,后来飞机也通航了。人们一度认为修铁路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但内心却是无限渴望的。我的音乐就是想传递人民内心的那种渴望。”
《天路》在当年“八一”晚会首唱,此后广为传唱,尤其是在青藏铁路建筑工地上,更是无数次响起。
后来,印青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青藏铁路沿线工程的一名技术员写的,“他说自己和同伴们每天翻山越岭,在高原冻土间施工,每当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工棚,听到有人放这首歌,就会想到在西藏有个美丽姑娘在等待铁路修到她的家乡,精神一下子就轻松很多,觉得所有劳累都值得……”
印青创作了太多此类“政治抒情歌曲”,也总结出一套经验,“最重要的是真实,要认同歌曲所传递的理念、概念、观念,然后转化为情感。我会结合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写,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百姓心灵,而不是空洞地喊口号说教。”
创作于1997年的《走进新时代》同样如此,不仅契合了时代脉搏,也贴合普通百姓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首歌问世两年后,来自徐州的一位机械厂工人给印青写了一封信。当时正值“下岗潮”,他一家三口全部下岗,生活没了着落,情绪极其低落,偶然在电视里听到了《走进新时代》,一瞬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印青至今记得他字里行间流露的“绝望之中的希望”,“他说自己觉得特别振奋,这首歌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我们今后的生活是有希望的,而且一定会更好。’”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信件,印青都心绪难平、感慨不已,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音乐要充满感情,要生活化,更要对人的精神起到一定引领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印记。”

3. 音乐,在音乐之外
“所谓灵感,就是捕捉一个音乐形象、一段旋律,或是一个音乐动机。有了理性思考,动机很快就能找到。”
印青在上世纪80年代曾创建过一支电声乐队,这与他一贯的“军旅作曲家”人设似乎有些违和。“我们那支乐队叫北斗星,当年可是很火的!”他哈哈笑起来。
1984年底,“北斗星小乐队”在原浙江省军区诞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业余电声乐队。“成员有7个人,所以叫北斗星。我们这支乐队既有时尚流行的一面,也有军人阳刚热血的一面,可谓是军队特色的摇滚风,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我们下部队演出,特别受欢迎。”
这段往事,勾勒了印青的另一个侧面。“美、民、通,大合唱,都写,比较多元化。”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形式,主要是看作品,适合什么风格,就写什么风格。”
成熟的创作基于一次次实践,也包括“纠偏”。《走向复兴》的创作,就让印青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首歌一开始是摇滚范儿,音乐小样出来以后,大家都说好,特牛,重金属、爵士范儿,特给力。”印青说着唱着,有节奏地比划起弹吉他的动作,富于军人气质的他突然仿若摇滚歌手,令人一惊。
“第一天兴奋,第二天高兴,但是到了第三天就觉得不对了。”印青停下手里的动作。他说,这首歌是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作,要表达民族复兴的主题,“民族复兴是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如此厚重的历史和主题,如果用一首带有摇滚风的歌曲来表达,未必合适。”
经过慎重思考,印青改弦更张,重新谱了一版《走向复兴》,也就是现如今人们听到的版本,“进行曲风格,沉稳、大气、坚定,而不是张扬浮躁,这样更符合中华民族的性格,也与老百姓内心的情感契合。”
在印青看来,音乐创作首先要明确表达什么思想内涵,表达何种情感、价值理念,“这些想通了,捕捉音乐形象就相对容易了。”而除了技巧、观念、审美,音乐创作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性思考,“摇滚版《走向复兴》更多是情绪宣泄,当然也能让人热血沸腾,但不足以表达中华民族忍辱负重走向复兴的艰辛跋涉之路。经过理性思考,我最终找到了更合适的表达。”
经过这次创作,印青更加参透:好的音乐,其实在音乐之外,即音乐之外的思考,“所谓灵感,就是捕捉一个音乐形象、一段旋律,或是一个音乐动机。有了理性思考,动机很快就能找到。”
印青的作品大致都可归为“正能量作品”,风格正气凛然,却又贴近百姓。“音符就是一个工具,好的作品不是纯技术的东西,反而应该追求简洁,易于传唱。写得过于复杂,太过艺术化,就是单纯炫技了。”印青说。
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创作不是说水平有多高,技巧有多难,而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创作方向,“很多人,今天追这个风,明天追那个风。我不追,就坚持民族风、有时代特色的民族风,但又不是老腔老调。”

4. 年纪越大越求简单
“年轻时写一个作品恨不得把所有技巧用进去。如今,更懂得如何做减法,就像张大千的山水、徐悲鸿的马,寥寥几笔,形神兼备。”
眼下,印青正在创作第六部歌剧《边城》。在此之前,印青为国家大剧院写过歌剧《运河谣》和《长征》。
“从杭州北上,到苏州,再到北京,运河一路北上,我的生活轨迹也是如此。我对运河文化非常了解。”印青在江南长大,又在军营生活多年,所以他的音乐给人刚柔并济之感,不恋小情小我,追求大情大我。
《运河谣》创作历时一年多,一度让印青殚精竭虑,上演后观众反响不错。不过印青自己最满意的还是歌剧《长征》,这部作品写了近两年时间。那段时间,除了写歌剧,他还有其他很多创作任务,多线推进,身心俱疲,“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感觉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内心有悲凉,更有责任,真的是极度焦灼、焦虑……”
《长征》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掉进沼泽地,在牺牲之前有一段长达十几分钟的咏叹调,“战友们,战友们,请代我向新中国致敬……”印青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趴在钢琴上痛哭,情绪几近崩溃。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也会闪现出幸福的火花。如今回望,这何尝不是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一种幸福呢!“我常常会写到激动时哽咽难忍,医生跟我开玩笑说,像我这样的作曲家都活不长……没办法,不这样,出不来至情至性的作品啊!”印青粲然一笑。
话虽如此,可印青毕竟年过六旬,身体也时常提出抗议。“说实话有些干不动了,但还是忍不住要亲力亲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曲家还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的,这是时代造就的。”
在印青内心深处,他们这一代人是为艺术而活的,“老一辈作曲家境界纯粹,我们继承了他们的一些优良传统,我们甚至不要钱,也愿意去写。我们是体制内的人,有生活保障,稿费是额外收入,能让日子过得更好。而现如今有许多年轻人不同了,他们需要接活儿挣钱,因为要生存。所以,他们的很多作品,一听就是没过脑子的行活儿、水活儿,但我其实很理解他们。”
印青心里还是存着深深的遗憾,“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些老人老占着‘山头’,所以才没他们的出头之日,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在十年前就很着急,回头一看,没人了……我们真的亟须培养新人,培养接班人,但有些事情光着急也没用。”
目前,印青正带着一批年轻作曲家进行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的创作,“我们这些老同志真的是手把手帮他们改稿子,从结构、技巧、旋律到情感表达,都会帮他们调整。我们只是想全力以赴培养年轻人,帮助他们提高知名度,让他们拥有一两首有质量的代表作……”
传帮带,除了技巧,更要传授观念、理念,“要唤醒他们的家国情怀、社会使命感。眼界、格局不同,站位、高度不同,也就决定了作品的高度不同。这些都是经验,技巧与经验相辅相成。”
在印青看来,作曲家到了四十岁左右才会成熟,“四十不惑,通透了,心态平和稳定了,不急躁了,很多欲求会放下了,心态就会更纯粹了。不少年轻人不缺才华,只是缺对艺术的敬畏之心、纯粹之心。”
不过他也非常清楚,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写的东西,有时看起来可能是老了,不够新潮,但是我们能捕捉到社会需要的东西。技巧是基础,理念是关键,要写进老百姓的心里,自己首先要走心,要有成熟的思考。有些年轻人的东西也很不错,但他们似乎还捕捉不到、感知不到时代与社会的脉搏,这其实无关能力,而更多是基于人生积淀的思考。”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印青越来越悟到其中精髓,“年纪大了,越写越简单,不再追求复杂的手段了,年轻时写一个作品恨不得把所有技巧用进去。如今,更懂得如何做减法,就像张大千的山水、徐悲鸿的马,寥寥几笔,形神兼备。”
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这是创作的追求,更是人生的境界。

记者手记
一大袋钱
买不来的艺术尊严
因为名气傍身,印青时常会面临利益诱惑。
曾经,有位企业老板通过熟人辗转找到印青邀歌。出于礼貌,印青见了对方,但表达了回绝之意:“我不写企业宣传歌,怕写不好!”对方不死心,从脚边拿起一个行李袋,放在印青面前,拉开拉链,全是现金,估计得有四五十万元。
“不够再说!只要你愿意写就行,不管好坏,随便写,无所谓……”老板一脸傲娇。印青呢,怒火骤起,“他以为我看到钱会很激动,但其实把我气得要死,竟然如此不尊重艺术!”最后,印青借故上洗手间就离开了。
这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回想,印青依然觉得自己做得很正确,“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不看重金钱,但我是有底线的,不能为了金钱失掉艺术的尊严!”
讲述此事,印青仍旧神色激动。对艺术的赤诚与敬畏,已经深深化于他的血液,就像他说起“家国情怀”“民族情感”“人生信仰”这些宏大的字眼,如日常聊天那样自然而然。

关键字: 印青 军旅 音乐 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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