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冰）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6月30日，国家大剧院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迎来全球首演。国家大剧院曾在10年前制作了大型原创舞剧《马可·波罗》，开创了剧院首部原创舞剧的先河。此次国家大剧院与吉林市歌舞团合作，推出大剧院第二部原创舞剧《天路》，以民族化的视角和历史的深度，再现改革开放40年，三代铁路兵不忘初心，与藏区军民团结一心，用血肉之躯打通汉藏天际线，重塑高原铁建高峰的历史。
“青藏铁路”相关题材，因在以往有众多影视作品及歌曲等艺术形式予以呈现，舞剧《天路》在筹备阶段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一批“主旋律”的作品兼具了观赏价值和思想意义。比如在电影领域，《红海行动》、《战狼2》等一批故事性强、视觉震撼的商业大片用票房与口碑证明了：主旋律也能接地气。同样，舞台艺术作品如何深入人心，让这种票房奇迹成为常态而非偶发现象？留给了创作者思考的空间。民族民间舞演员出身、七部大型民族舞剧傍身的舞剧《天路》总导演王舸，希望能以当代人性的视角去解读和再现历史，让“主旋律”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讲述温暖人心的故事。
编剧的起点是几次进藏采风和那段“关角隧道”特殊历史事件。关角，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登天的梯”，从名字就足见这里地势的高峻险要。从青海湖北侧经柴达木盆地南下西藏，关角山是不得不翻越的天险。关角隧道全长4008米，洞内轨面最高处海拔3692米。施工前后历时30多年，除停工的13年外，正式开挖建设5年半，而光整治病害就耗时9年多。老关角隧道是当时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也曾是青藏铁路西格段修建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段。由于地处高海拔地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隧道地质构造复杂，经过11个大断层，曾多次塌方。一代一代的铁道兵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甚至年轻的生命。
在戏剧性创作方面，舞剧创作最为重要和首要的是搭建人物关系。“舞剧可以淡化情节，隐匿事件，却不能规避人物关系。”通过打破程式化的舞剧人物关系，“另辟蹊径”是导演王舸多年实践的创作特色。由他编创，曾获文化部“文华大奖”的舞剧《红高粱》，就是在六个场景中的群像表意。戏剧性的诙谐与人物衔接本不是舞剧的专长，而导演王舸巧妙地用电影化的手法穿插点面。《天路》塑造了9个辨识度很高的人物，形成人物群像，他们凝聚了年轻的铁道兵与藏民的时代之感和精神之貌。讲述的视角、事件的线索、人物的性格作为舞剧的重要结构要素，既要做到条理清楚，又要言简意赅。《天路》从一对藏族姐弟和一个铁道兵的平行视角出发，用五个舞蹈篇章结构全剧：高原筑路、救援、军民鱼水、生死不弃、天路精神。从史实到情感再到精神升华，如同在观众心里栽种了一棵“天路”精神的大树，精神是根基、筑路是茎干、人性是枝叶。
在艺术化表现上，亲情、爱情、战友情、兄弟情、民族情，各条情感的连线都需用独立的舞蹈语汇铺展开来。独舞走心，双人舞抒情，三人舞叙事，大群舞写意，层次清晰，用意明确。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演员出身的王舸，对藏族舞蹈语汇驾轻就熟。但在军旅和筑路的题材表现上，貌似还是第一次。中国军旅题材的舞蹈从上世纪的《红色娘子军》开始，就开始了特定语汇的创作和探讨。在我国特定的历史阶段，部队文工团和军事艺术院校创作了大量的军旅舞蹈作品，在综合古典舞、民间舞和现代舞的舞蹈语汇创作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舞蹈美学风格。在此基础上，王舸还一直在探索戏剧化的舞蹈风格，让人物的内心通过身体表达出来。
同为视觉欣赏，舞剧天生的短板是无法像影视那样痛快的讲故事。“电影思维”是王舸舞剧编创值得关注的特质。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更有舞段节奏和类似蒙太奇剪接般的细节掌控。演员出身的王舸在那部让自己名声大噪的舞剧《情天恨海圆明园》中，活脱脱地让自己所饰的“太监”这一配角达到了肢体以外的表演高峰，成为了中国舞剧史上让人过目不忘的“那一个”。在之后的编创中，人物的画面感和性格丰富性成为他舞剧编创异于他人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取向。其中细节的呈现，需要很强的美学和戏剧功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细微处把握宏旨是舞剧《天路》能够实现当代化表达的成功之处。在男主人公的塑造上，导演并未将其脸谱化地塑造为“保尔·柯察金式”的保家卫国的热血青年，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勾勒出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人生的特定阶段所呈现的复杂心性。剧中的母子有过多次隔空对话，失去丈夫的母亲不愿再次承受丧子之痛，催促儿子转业回家，儿子留恋藏区淳朴的山水和人的笑脸，更希望能在国家建设的一线，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当代精神价值的语系中，虽然个体精神价值的实现离不开集体的培育，但只有浇灌在人性土壤中的爱国主义之花，才能绽放的更加娇艳。
同电影《芳华》一样，舞剧《天路》吸引了诸多怀有历史情结的亲历者，包括当年亲身参与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老铁道兵他们热议剧中的服装、场景和故事，满含热泪地回溯那段永不磨灭的记忆，为自己的下一代讲述曾经为之奋斗的美好芳华。《天路》票房与口碑的成功是舞蹈接地气、聚人气的外部显现，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之际推出的舞剧《天路》，所体现出来的迎难而上、勇往直前、执着坚守的“天路”精神，才是文艺作品贴近人民、鼓舞人心的精神指向。
“青藏铁路”相关题材，因在以往有众多影视作品及歌曲等艺术形式予以呈现，舞剧《天路》在筹备阶段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一批“主旋律”的作品兼具了观赏价值和思想意义。比如在电影领域，《红海行动》、《战狼2》等一批故事性强、视觉震撼的商业大片用票房与口碑证明了：主旋律也能接地气。同样，舞台艺术作品如何深入人心，让这种票房奇迹成为常态而非偶发现象？留给了创作者思考的空间。民族民间舞演员出身、七部大型民族舞剧傍身的舞剧《天路》总导演王舸，希望能以当代人性的视角去解读和再现历史，让“主旋律”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讲述温暖人心的故事。
编剧的起点是几次进藏采风和那段“关角隧道”特殊历史事件。关角，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登天的梯”，从名字就足见这里地势的高峻险要。从青海湖北侧经柴达木盆地南下西藏，关角山是不得不翻越的天险。关角隧道全长4008米，洞内轨面最高处海拔3692米。施工前后历时30多年，除停工的13年外，正式开挖建设5年半，而光整治病害就耗时9年多。老关角隧道是当时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也曾是青藏铁路西格段修建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段。由于地处高海拔地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隧道地质构造复杂，经过11个大断层，曾多次塌方。一代一代的铁道兵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甚至年轻的生命。
在戏剧性创作方面，舞剧创作最为重要和首要的是搭建人物关系。“舞剧可以淡化情节，隐匿事件，却不能规避人物关系。”通过打破程式化的舞剧人物关系，“另辟蹊径”是导演王舸多年实践的创作特色。由他编创，曾获文化部“文华大奖”的舞剧《红高粱》，就是在六个场景中的群像表意。戏剧性的诙谐与人物衔接本不是舞剧的专长，而导演王舸巧妙地用电影化的手法穿插点面。《天路》塑造了9个辨识度很高的人物，形成人物群像，他们凝聚了年轻的铁道兵与藏民的时代之感和精神之貌。讲述的视角、事件的线索、人物的性格作为舞剧的重要结构要素，既要做到条理清楚，又要言简意赅。《天路》从一对藏族姐弟和一个铁道兵的平行视角出发，用五个舞蹈篇章结构全剧：高原筑路、救援、军民鱼水、生死不弃、天路精神。从史实到情感再到精神升华，如同在观众心里栽种了一棵“天路”精神的大树，精神是根基、筑路是茎干、人性是枝叶。
在艺术化表现上，亲情、爱情、战友情、兄弟情、民族情，各条情感的连线都需用独立的舞蹈语汇铺展开来。独舞走心，双人舞抒情，三人舞叙事，大群舞写意，层次清晰，用意明确。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演员出身的王舸，对藏族舞蹈语汇驾轻就熟。但在军旅和筑路的题材表现上，貌似还是第一次。中国军旅题材的舞蹈从上世纪的《红色娘子军》开始，就开始了特定语汇的创作和探讨。在我国特定的历史阶段，部队文工团和军事艺术院校创作了大量的军旅舞蹈作品，在综合古典舞、民间舞和现代舞的舞蹈语汇创作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舞蹈美学风格。在此基础上，王舸还一直在探索戏剧化的舞蹈风格，让人物的内心通过身体表达出来。
同为视觉欣赏，舞剧天生的短板是无法像影视那样痛快的讲故事。“电影思维”是王舸舞剧编创值得关注的特质。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更有舞段节奏和类似蒙太奇剪接般的细节掌控。演员出身的王舸在那部让自己名声大噪的舞剧《情天恨海圆明园》中，活脱脱地让自己所饰的“太监”这一配角达到了肢体以外的表演高峰，成为了中国舞剧史上让人过目不忘的“那一个”。在之后的编创中，人物的画面感和性格丰富性成为他舞剧编创异于他人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取向。其中细节的呈现，需要很强的美学和戏剧功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细微处把握宏旨是舞剧《天路》能够实现当代化表达的成功之处。在男主人公的塑造上，导演并未将其脸谱化地塑造为“保尔·柯察金式”的保家卫国的热血青年，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勾勒出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人生的特定阶段所呈现的复杂心性。剧中的母子有过多次隔空对话，失去丈夫的母亲不愿再次承受丧子之痛，催促儿子转业回家，儿子留恋藏区淳朴的山水和人的笑脸，更希望能在国家建设的一线，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当代精神价值的语系中，虽然个体精神价值的实现离不开集体的培育，但只有浇灌在人性土壤中的爱国主义之花，才能绽放的更加娇艳。
同电影《芳华》一样，舞剧《天路》吸引了诸多怀有历史情结的亲历者，包括当年亲身参与青藏铁路建设工程的老铁道兵他们热议剧中的服装、场景和故事，满含热泪地回溯那段永不磨灭的记忆，为自己的下一代讲述曾经为之奋斗的美好芳华。《天路》票房与口碑的成功是舞蹈接地气、聚人气的外部显现，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之际推出的舞剧《天路》，所体现出来的迎难而上、勇往直前、执着坚守的“天路”精神，才是文艺作品贴近人民、鼓舞人心的精神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