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泽涛）前不久，笔者去北京国家大剧院观看由知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鳞和他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的女儿罗彤联合导演的中国版古希腊喜剧《鸟》。据悉，《鸟》是国家大剧院首次排演的古希腊戏剧作品。
观剧过程中，笔者时刻能感受到导演心中那种超越感伤和喜悦的淡定与幽默反讽后的诙谐。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级喜剧，是一曲如歌行板的抒情田园牧歌，温暖、优雅、睿智、有力。
两头翘起的舞台就像一张空中飘浮摇曳的纸，在月光下泛出优雅的青灰色。舞台左侧的剪纸状的橄榄树丛又有东方“笔”的意象，故事就此展开，浮现出“云中布谷城”里人、神、鸟之间的种种幻梦。
《鸟》是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雅典城邦，雅典人阿皮和来福为了躲避诉讼的争吵和苛捐杂税，离开了城邦，随着喜鹊和乌鸦的指引，去寻找传说中头顶3根羽毛的戴胜鸟，让它为二人指引出能安静生活的乐土。这戴胜鸟原本是人，名叫特柔斯，后来被宙斯变成了鸟。戴胜向两人推荐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令他们满意。阿皮灵机一动，向戴胜献策，说鸟类处在人类和天神的中间，如果鸟类在自己的领地里建造一个城邦，就可以阻断人类与天神的交往，人类向天神献祭时烤肉的香气就无法升上天空，天神就会因挨饿而求饶，向鸟类称臣。戴胜欣喜接受了这个建议，召集众鸟前来议事。后来，群鸟被巧舌如簧的阿皮说动，在来福身体力行地带领下修建起属于鸟类的城邦“云中布谷城”。阿皮成了“云中布谷城”的国王，与鸟儿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导演娴熟流畅地把一则讽刺寓言喜剧谱写成写意抒情的田园诗。罗氏父女的创作灵感在东西方文化源头的交汇处涌现：不露痕迹地把东方美学的写意简洁与古希腊美学的朴素粗犷融于一体；把东方戏曲的灵动诗意与西方诗剧的抒情恢弘汇于一身。譬如，众鸟亮相一场的导演处理就是中西美学合璧的完美范例——舞台的灯光与背景色彩从暖光缓慢变为冷光，首先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接下来，扮演鸟的8位演员身着黑色衣裤，头顶羽冠、肩披羽衣，手执两根中国戏曲里的长翎羽，从舞台的各个角落里相继冒出头。每位演员都自如地做着不同的鸟类动作，个个惟妙惟肖，随音乐节奏跳起了鸟国舞蹈，瞬间将观众带入到色彩缤纷的鸟类世界。罗氏父女巧妙地处理了“会面”这一重要场面，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燕卜逊指出，田园诗貌似单纯，却涵义丰富，有着广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他在《田园诗的几种变体》一书中把田园诗的基本特点归纳成“化繁杂为简朴”。罗氏父女恰恰抓住了这一要点：在前期创作过程中，将古希腊喜剧美学的简洁、夸张、幽默、机智和滑稽的风格，与中国戏剧虚拟、象征和写意的风格相融合，让观众优雅地享受到古希腊喜剧带来的“卡塔西斯”效果——即情感的宣泄、净化、陶冶和升华，观众会在会心一笑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启示。
《鸟》是一则寓言故事，是在广阔的田园背景上展开的。戴胜一上场的道白虽然简短却饱含韵味：“打开树林，待我出去观看。”随后，他召集百鸟：“我的鸟类伙伴都来吧，住在播了种的田地上的，成千成万吃麦子的、捡种子的，轻轻叫着飞过来吧；在耕过的地上，在土块上跳来跳去的，甜蜜地唱着的……”这是多么美的田园境界，这是多么浪漫抒情的诗境。这曼妙的寓言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兽园》中也有体现，学者把《兽园》称为“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寓言之一”，它再现了鸟国乌托邦的梦想。罗氏父女巧妙地捕捉到这梦幻的田园气质，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乡间田野。
罗氏父女把阿里斯托芬笔下一群猥琐不堪、羸弱无能的庸人刻画得惟妙惟肖，也把他们的残忍揭露得淋漓尽致。人类的残忍是通过阿皮来控诉的，阿皮之所以控诉人类的残忍是为了鼓动鸟们联合起来，在空中建立起一个鸟国，以便隔断天地之间的交通，迫使天神交出王权。到那时，天神无法承飨祭祀的烟火，人类也不能享受四季更迭之利，未经鸟类恩准，人类的田地也会颗粒无收。众鸟欢呼雀跃，拥护这个建议，决心为恢复鸟类特权与人类作殊死的斗争。
几千年的更迭，人类一直在做着同样残忍的事情。罗氏父女导演的中国版《鸟》，其深刻之处正在于此：“一旦动物认识到其自身的力量，人类在它们面前就会无能为力。”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保持和谐，追寻一种牧歌式的“天人合一”的和平家园。
观剧过程中，笔者时刻能感受到导演心中那种超越感伤和喜悦的淡定与幽默反讽后的诙谐。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级喜剧，是一曲如歌行板的抒情田园牧歌，温暖、优雅、睿智、有力。
两头翘起的舞台就像一张空中飘浮摇曳的纸，在月光下泛出优雅的青灰色。舞台左侧的剪纸状的橄榄树丛又有东方“笔”的意象，故事就此展开，浮现出“云中布谷城”里人、神、鸟之间的种种幻梦。
《鸟》是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雅典城邦，雅典人阿皮和来福为了躲避诉讼的争吵和苛捐杂税，离开了城邦，随着喜鹊和乌鸦的指引，去寻找传说中头顶3根羽毛的戴胜鸟，让它为二人指引出能安静生活的乐土。这戴胜鸟原本是人，名叫特柔斯，后来被宙斯变成了鸟。戴胜向两人推荐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令他们满意。阿皮灵机一动，向戴胜献策，说鸟类处在人类和天神的中间，如果鸟类在自己的领地里建造一个城邦，就可以阻断人类与天神的交往，人类向天神献祭时烤肉的香气就无法升上天空，天神就会因挨饿而求饶，向鸟类称臣。戴胜欣喜接受了这个建议，召集众鸟前来议事。后来，群鸟被巧舌如簧的阿皮说动，在来福身体力行地带领下修建起属于鸟类的城邦“云中布谷城”。阿皮成了“云中布谷城”的国王，与鸟儿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导演娴熟流畅地把一则讽刺寓言喜剧谱写成写意抒情的田园诗。罗氏父女的创作灵感在东西方文化源头的交汇处涌现：不露痕迹地把东方美学的写意简洁与古希腊美学的朴素粗犷融于一体；把东方戏曲的灵动诗意与西方诗剧的抒情恢弘汇于一身。譬如，众鸟亮相一场的导演处理就是中西美学合璧的完美范例——舞台的灯光与背景色彩从暖光缓慢变为冷光，首先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接下来，扮演鸟的8位演员身着黑色衣裤，头顶羽冠、肩披羽衣，手执两根中国戏曲里的长翎羽，从舞台的各个角落里相继冒出头。每位演员都自如地做着不同的鸟类动作，个个惟妙惟肖，随音乐节奏跳起了鸟国舞蹈，瞬间将观众带入到色彩缤纷的鸟类世界。罗氏父女巧妙地处理了“会面”这一重要场面，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燕卜逊指出，田园诗貌似单纯，却涵义丰富，有着广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他在《田园诗的几种变体》一书中把田园诗的基本特点归纳成“化繁杂为简朴”。罗氏父女恰恰抓住了这一要点：在前期创作过程中，将古希腊喜剧美学的简洁、夸张、幽默、机智和滑稽的风格，与中国戏剧虚拟、象征和写意的风格相融合，让观众优雅地享受到古希腊喜剧带来的“卡塔西斯”效果——即情感的宣泄、净化、陶冶和升华，观众会在会心一笑之后留下意味深长的启示。
《鸟》是一则寓言故事，是在广阔的田园背景上展开的。戴胜一上场的道白虽然简短却饱含韵味：“打开树林，待我出去观看。”随后，他召集百鸟：“我的鸟类伙伴都来吧，住在播了种的田地上的，成千成万吃麦子的、捡种子的，轻轻叫着飞过来吧；在耕过的地上，在土块上跳来跳去的，甜蜜地唱着的……”这是多么美的田园境界，这是多么浪漫抒情的诗境。这曼妙的寓言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兽园》中也有体现，学者把《兽园》称为“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寓言之一”，它再现了鸟国乌托邦的梦想。罗氏父女巧妙地捕捉到这梦幻的田园气质，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乡间田野。
罗氏父女把阿里斯托芬笔下一群猥琐不堪、羸弱无能的庸人刻画得惟妙惟肖，也把他们的残忍揭露得淋漓尽致。人类的残忍是通过阿皮来控诉的，阿皮之所以控诉人类的残忍是为了鼓动鸟们联合起来，在空中建立起一个鸟国，以便隔断天地之间的交通，迫使天神交出王权。到那时，天神无法承飨祭祀的烟火，人类也不能享受四季更迭之利，未经鸟类恩准，人类的田地也会颗粒无收。众鸟欢呼雀跃，拥护这个建议，决心为恢复鸟类特权与人类作殊死的斗争。
几千年的更迭，人类一直在做着同样残忍的事情。罗氏父女导演的中国版《鸟》，其深刻之处正在于此：“一旦动物认识到其自身的力量，人类在它们面前就会无能为力。”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保持和谐，追寻一种牧歌式的“天人合一”的和平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