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来了，肖邦怎么还没到”
（作者 王琦）从小外孙女美伦三岁起，我就带着她出入儿童剧院，看了不少经典儿童剧，一次带她看“精卫填海”，她被感动得流下泪水，从此我更加勤快地浏览北京晚报的演出信息，她也乐此不疲，经常瞪着那黑亮黑亮的眼睛问我：“姥姥，又有什么新剧上演了吗？”接下来看什么呢？“音乐剧《彼得和狼》都看过两遍了，总不能带她去看话剧、舞剧和外国歌剧吧。她人太小，看不懂，再说三个钟头的演出对于幼儿园中班的孩子来说，也坚持不下来啊！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打破了这个疑问。
一次，女儿给我和她爸送来了两张票，中意合演的舞剧《马可·波罗》，并指明一定要我们俩去，并强调地说：“我可是花了银子哟！国家大剧院，最佳位置！”接过400多元一张的票，手上真是沉甸甸的。我是教中学历史的，一辈子都在史书中徜徉：元朝的经济和海外交流，马可·波罗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所以十分期待。不巧的是，演出当天小美伦的姥爷有事不能去，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我带小美伦去，“她哪看得懂啊？”“三个小时，孩子也坐不住啊！”我没听劝，毅然领着小姑娘出发了！
大剧院不允许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入场，可能是考虑到孩子太小，会有哭闹，而我这个刚满四岁，穿着高底靴子勉强能入场的美伦，别说哭闹，看得竟然比大人还投入。小人儿瞪着眼睛，随着剧情忽而惊讶，忽而微笑，激动之处，还拼命拍小手鼓掌。它既兴奋又安静，直到演员谢幕，她还在问：“姥姥，后来呢？公主和王子结婚了吗？……”
从这次观剧后，我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从话剧《四世同堂》到京剧《白蛇传》，我都带她去看过，一次带她去国家大剧院听郎朗的演奏会，我们到得比较早。小美伦戴着美羊羊的白绒帽，十分可爱，一位记者模样的叔叔还开玩笑说：“小姑娘，你是今天最小的观众吧。”
音乐会开始了，一束灿烂的光照亮穿着华服的郎朗，“郎朗出来了”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美伦盯着台上看，当郎朗向大家深鞠一躬，端坐琴前，抬手准备演奏第一个音符时，“姥姥，郎朗来了，肖邦怎么还没来？”
美伦发问了，声音很小，但清晰悠远，语惊四座，前座均回首，旁座皆愕然。憋了足有几秒钟，最终爆发了人们压低了的笑声。我说：“别人都笑你。”她更认真地反问：“为什么？”她也正在学钢琴，我有时提到郎朗，自然就讲到肖邦：波兰著名钢琴家、去法国学习，临死请家人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她好像都能听懂，但又似懂非懂，毕竟年龄太小，对“死”还不能理解，在她的心灵中，肖邦是活的，和我们同时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和郎朗是伙伴，是好朋友。
一次，在北京晚报上看到杭州越剧团要在大剧院演出《红楼梦》，我在第一时间预定了两张票，票价不菲。戏演得绝对不负众望，观众席一阵高过一阵的喝彩，美伦受到人们的感染，也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掌声。可是当演到拷打宝玉时，她沉不住气了，小声地问我， “打宝玉的是谁呀？”
“是宝玉的爸爸。”
“他为什么打宝玉呢？”
这可难住我了，思索了一下，用她能听得懂的话回答：“因为他不爱学习。”
“不爱学习就打吗？我不好好学习时，姥姥从来不打我，给我讲道理。”
稚嫩的话语引得周边人抿嘴微笑。
“再说了，宝玉怎么不爱学习了？刚才还和林妹妹读书，边读边唱，唱得什么？肯定是读书的事呗！”
这下可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我赶忙制止“别再问了，再问就影响爷爷奶奶看戏了。”她赶快闭嘴，欲言又止。
一次，我和她姥爷带她去大剧院看中芭的《红色娘子军》。演到最后一幕，洪常青就义，美伦不可能完全看懂，但她受到了震撼，眼角竟然有一颗泪珠在滚动。
“姥姥，什么叫就义？”
“就义就是牺牲。”
“什么叫牺牲？”
“牺牲就是死了。”
“哦，死了就是没有了，”这回她懂了。
谢幕时，演员登台亮相，洪常青手携吴琼花，英气逼人，鞠躬致意。
“姥姥，快看快看，叔叔怎么又活了？”
“孩子，这是戏”，我心里默默地对她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死了就是死了，不可能重生，但是，戏是有灵魂的，崇高的精神，伟大的思想可以永生。”
美伦，我的宝贝，不但爱看戏，还能不断地发问，不断地探索，她的眼角有一颗泪，晶莹透明。在这颗泪中，我看到了人类的真善美，薪火相继，代代传承。国家大剧院——我们的精神家园，孩童们的人生之旅，也将在这里拔锚，启程。
梦想开花
（作者 崔孝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清华土木建筑系的一名大学生的时候首都将建国家大剧院的设想就常在同学中谈起……终因条件尚不具备没有进行，但自那时国家大剧院的这粒“种子”就已深深蕴藏在我的心坎里，我与梦想中的国家大剧院初结情缘！
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军，告别京城成了一名在深山老林修路架桥的工程兵。当时条件的艰苦及交通的不便使工地的生活异常单调，一个下雨天因不能出工大家聚在一起，指导员对我讲：你来自首都,给我们讲讲首都建设也丰富下咱们工程兵的见识……指导员刚刚话毕，战友们像连队“拉歌”一样“呱呱”的掌声立刻响起，我没有理由推辞，拿出建国十周年时首都十大建筑的照片给大家传看与分享。一位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在通铺上一边模仿着舞蹈姿势一边发问：首都有没有建大剧场啊？他的一句话唤醒了沉睡在心坎中那颗大剧院的“种子”萌萌愈发……我兴奋地讲起当年我在清华园听到的有关兴建大剧院的传说……顿时大家活跃极了，操着不同方言的战士们争相讲起各自家乡的地方戏是如何演出？一位在京城看过前苏联乌兰诺瓦演出的芭蕾舞“天鹅湖”的京籍战士很认真地说新建大剧院时舞台一定要足够大啊……因避雨的临时聚会，最后按军队术语说竟成了为建设一座虚拟的大剧院的“参谋”会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1976年解甲归田转到京城地方上工作时我的住地竟是现今国家大剧院的地址，当时的街名为“花园大院”，这条胡同现已成为京城消失的胡同。当我们家为建设国家大剧院依依不舍的搬离这熟悉的老街后，建设中的国家大剧院又成了我们新的牵挂。自它破土建设起，每每路过时都会自然而然地驻足观望，牵挂也是一份难得的情缘。
2007年12月，在我心中蕴藏的那粒“种子”终于开出灿烂的花朵。一天，我和我的曾在此居住的一位老街坊以“回家看看”的心情不约而同地在大剧院水波涟漪的水池旁相遇，他是当年活跃在街上的京剧票友，他像述说家珍一样把大剧院近年来好戏连台剧目叙述一番，最后他还告诉在大剧院落成后院方曾隆重地邀请拆迁老住户观赏演出，老街坊说：那天，昔日的街坊们凡是能联系上的都来了……五年来，大剧院带给京城民众多姿多彩的文化硕果真是美不胜收令人陶醉！随着岁月的延伸我的感激之意又必然增多了我与国家大剧院那些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