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卜之）主打室内乐风格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已接近中盘，黄金苹果古乐团和蜚声国际的歌剧名伶乔伊斯·迪多纳托在5月10日晚的演出令我流连忘返。相信在场观众亦有同感，两首“安可”曲后，罕见的全场起立的掌声致敬，也令歌者为之动容，再度加演，热烈的场面十分感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古乐大师库伊肯2002年访问北京、上海、广州的遭遇。当年秋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爱乐》杂志冠名赞助的就是这场La Petite Bande的音乐会，不过听说三地的票房都极惨。当时，古乐复兴主义还没在中国发芽，听众们还普遍缺乏对作品、乐器、演奏方式和风格的基本认识，还没有和三四百年前的大师们产生心灵感应。13年后，从蒙特威尔第到维瓦尔第，从哈塞（J.A.Hasse）到格鲁克的整套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会，在北京的五月音乐节上却反响热烈，不仅舞台上乐手们和“歌剧女皇”纷纷随着节奏摇摆，台下的听众们也为之痴迷，巴洛克的节奏让听众也手舞足蹈，摇头晃脑。音乐厅里安静的时候针尖儿掉地上都能听到，一曲终了，热烈的时候bravo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完全媲美隔壁歌剧院谢幕时的疯狂劲儿。
音乐会展示了古乐复兴主义的真谛。不在于这是一个标准的权威的演绎，而重点在于它的独特和真实的存在。从巴洛克时代到古典主义时代，再到浪漫主义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即兴创作的消失。到了18世纪末，贝多芬开始取消演奏者的自由（虽然他自己演奏的时候拥有这项自由），把一切标明了在谱面上。随着现代交响乐团的兴起，编制的扩大，就如同现代的大机器工业一样，一切都要求精确、精致、密切配合。其中得失难以说清，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不可度量不可评判的。到了20世纪末，甚至全球都统一了口味，统一了审美：看吧，北京和上海所演奏的交响乐和巴黎纽约伦敦差别已经很小了——那么几个超级明星大团飞来飞去，统一了世界。
如果说18世纪开始，音乐逐渐变成了作坊和车间乃至流水线，那么17世纪和16世纪的时候就是最温暖迷人的手工艺人：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未必每件都是珍品，但却散发着质朴的美，里面会有大师呕心沥血制作出来的传世珍宝。
黄金苹果古乐团名不见经传，2012年才刚刚创建，但在这个巴洛克音乐最好的时代，资历和名气不是问题，只有最好的音乐家才是核心，正如最顶尖的手工艺人，衡量的维度并不是拥有商标的作坊车间流水线。音乐会上流淌出自由而丰满的音乐，精准甚至精湛的合奏提醒着我们，黄金苹果是来自瑞士的古乐团，自由而即兴的丰富装饰音同样展示了音乐家们充沛的情感。首席小提琴迪米特里·辛科夫斯基更是展现了一流的技巧，在维瓦尔第的协奏曲中全面展示了17和18世纪之交的弦乐风格。乔伊斯·迪多纳托一袭红裙登台，正当盛年的她，对跨度长达一百多年的不同音乐的风格拿捏到位，几乎不用颤音的纯净的嗓音，几乎展示了巴洛克黄金时期意大利风格歌剧的全景：亨德尔绚丽无比的花腔、蒙特威尔第一唱三叹的装饰音和宽广的线条，乃至较为冷门的奥兰蒂尼火焰般热烈的巴勒斯坦女皇的咏叹调。
须知，我们现在所处的评判地位和视角，都已经是受到了两百多年来的一代又一代演奏家的反复影响，其中又有一百多年根深蒂固的浪漫派思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莫扎特，是两百年后的浪漫主义者对古典的莫扎特的追溯；那么为什么不能听听十七世纪的巴洛克大师对前卫而创新的莫扎特的看法？如果用战争和革命来比喻，上世纪下半叶盛行的古乐风潮是革了浪漫派的命，夺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领地。现在几乎再也没有现代交响乐团去演奏海顿以前的作品了；诞生于十九世纪的现代大型交响乐团、十九世纪的浪漫派演奏方式固然有他们自己对于十八世纪维也纳古典乐派作品的“传统”，但“时代演奏方式”显然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应该在现代人不断地研究和否定中回归音乐本来的面目。
音乐会也暗示，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剧院、我们的音乐节，已经成熟。和13年前的古乐大师库伊肯访华时相比，我们这十多年飞速走过了太多的路。正如乔伊斯·迪多纳托在最后谢幕的致辞中所说，横穿欧亚大陆的巡演，她最感动的是中国如此年轻而富有激情的音乐爱好者们。的确，看惯了维也纳、伦敦、巴黎乃至东京的音乐厅、剧院里一片白发苍苍的景象，大师们在北京面对台下年轻的面孔，无法不感动。
全球各地的音乐节都越来越重视古乐，甚至有许许多多专门的古乐音乐节。我们应该更需要普及和推广，甚至应该创建中国自己的古乐演奏团体。全世界各地很容易看到日本人在古乐界的面孔和身影，日本人铃木雅明（Masaaki Suzuki）更是创建了日本巴赫协会，正在为BIS公司录制巴赫康塔塔全集，好评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