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是哪一首，当时有怎样的感受？

鲍元恺：我第一次从手摇唱机的78转唱片听到的交响乐，是贝多芬的第六号交响曲“田园”。那一年我小学刚刚毕业。也正是因为这次听唱片，我几乎背下了全部音乐主题，引起了父亲和他的音乐家朋友的注意。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投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踏上了音乐之途。

于京君：1973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从图书馆借到一张唱片，是中央乐团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演出，其中有一首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当时听了觉得非常震撼。作为一名作曲家同行，这种震撼既是感受到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存在的欣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共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音乐是大约1968年，在俄国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听到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双人舞，觉得耳目一新，但对我的冲击还是远远小于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作品。

陈其钢：我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在这前后，第一批西方的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当时没有音乐厅，在音效没有改造过的会场里，乐团的演出几乎没声，但是我们听了觉得似乎是天上来的声音。音乐会上当然就包括贝多芬的作品，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深刻不光指作品本身，还涵盖了很多方面：乐队的声音，指挥的状态，音乐的处理。那种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

黄若：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应该是小学的时候，音乐导赏课上老师讲到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命运”。我很小，大概才二、三年级，以一个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没有听到什么技巧，但是老师说，音乐开始的几下重音就像命运之神在敲门，我感觉挺生动。

周天：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贝五。当时听着就觉得想动，手舞足蹈。

2、 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中，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是哪一首？

鲍元恺：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和附中迁京第二年，我在当时的首都剧场观看了严良堃先生指挥中央乐团，魏启贤、魏鸣泉、梁美珍、蔡焕贞担任独唱的“贝九”。那是中央乐团的国庆十周年的特别献礼。这次虽然不是一场成熟的“贝九”，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终生不灭。

赵季平：我最喜欢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贝多芬的第五号“命运”交响曲。我觉得他的交响乐里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精神气质。

盛宗亮：第七号交响乐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当年伯恩斯坦问我想先学哪部贝多芬交响乐，我便选了它。

于京君：伯恩斯坦曾有个讲座，他把贝多芬第五的所有草稿拿出来让乐队演奏，体会从草稿到终稿是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以前的版本也很不错，但贝多芬一直改到了最后那种最好的状态，能感受到他不想被世俗框住，想挣扎出来。 “命运”的开头仅仅通过简短的八个音就完成了充满力量的表达，铿锵有力。
不过我非常不喜欢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结束。这个结束在音乐上其实是停不住的，就像野马奔跑着，忽然间为了收而收，非常不满足。如果去看他的手稿，第五、第六的结尾都很有条理、圆满，贝九的结束则比较遗憾。

黄若：我最喜欢的是第六和第七。第六的标题是“田园”。作为一个古典乐派的作曲家，贝多芬写“标题音乐”，用音乐去描绘景象，已经超前了。我小时候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Fantasia”（幻想曲），记得动画片里“田园”的部分就是几匹马在奔跑，十分视觉化。贝多芬第七号交响乐里我比较喜欢慢乐章，也就是第二乐章“funeral march”（葬礼进行曲）。他用了极其简单的主导动机贯穿全曲。
911事件发生前，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本来要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马勒第七号交响曲。因为911事件，乐团临时把曲目换七。当时是我第一次现场看阿巴多指挥，听到贝七“葬礼进行曲”的部分，那种心情无法用文字表达，深深地体会到音乐的感染力。
我比较不喜欢的是第一和第二，贝多芬还没完全走出海顿大树的树荫，比较规整；真正形成贝多芬的风格是从第三号开始。

周天：挑一首有点难。第六、第九和第五我都很喜欢。以前对第四号交响曲不是特别理解，但前两年听了Manfred Honeck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的现场，顿时意识到这部作品的伟大。所以还要多听多研究。

3、贝多芬的创作技法有哪些开创性的特点，您如何评价？

黄若：贝多芬是一个站在前沿的作曲家。主导动机发展这种技法在他这里不但得到了传承也得到了升华。我常跟人开玩笑，要找到“简约派”的源流，可以看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他把很精华的动机展开成了一个交响乐圣殿。在这方面，配器上，他在第三交响乐“英雄”里，把低音提琴和大提琴分开来，写在了两个不同的五线谱上，让低音提琴更有自己的动力，很有意思。

于京君：贝多芬的和声应用、低声部下行的线条非常有开拓性，在第六交响曲“悲怆”中有强烈体现。莫扎特是典雅的，但贝多芬的手法就很大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就是他乐队作品的一个缩影。32首奏鸣曲，其实就是32首交响乐，每首奏鸣曲都有好几个乐章。

黄若：另外他也把人声合唱作为交响曲的一部分，二者结合起来的做法也很有开创性。马勒也效仿贝多芬的这种写法。

4、 贝多芬对您的音乐创作或音乐观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于京君：就是第一次听贝五给我的冲击：原来音乐可以如此创作。贝多芬的音乐不是随意的，比如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曲谱放在一起，你一下就能分辨这是谁写的，他有自己深刻的烙印。

赵季平：贝多芬的技法属于维也纳乐派，他的和声使用、配器都非常有标志性。我很喜欢他的核心气质。我们可以写中国民族的东西，但是也要有气质，有特色，有个性。我们太缺这些东西了。我自己有时拿起笔也会言不由衷。

周天：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伟大的音乐作品是永恒的。它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制，并且超越不同文化和民族的隔阂。音乐是我们最强大的语言，而贝多芬就是这个语言最好的代言人之一。

黄若：音乐超越了纸上的音符，是作曲家社会观、人生观的表达。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作为作曲家，我要用音乐表达什么，怎样用乐器、人声去实现这种表达，音乐的感染力在哪里。贝多芬在这方面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盛宗亮：贝多芬作品的戏剧性、刚强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仅是对每个音乐家的启迪，也是对每个世界公民的鞭策。

5、 如果向朋友或家人介绍贝多芬的作品，您选择从哪里开始？

陈其钢：贝多芬好的作品太多了。如果我来推荐的话，可能是贝七，或者是他的钢琴曲，比如“热情”奏鸣曲，会更容易引起普通听众的共鸣。

于京君：给音乐爱好者的话，我推荐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交响曲里我推荐贝五。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攻克柏林》，里面就用了贝五作配乐。借助其他的艺术形式来直观地感受贝多芬，也是一种方式。

黄若：我会介绍别人去看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幻想曲》，除了贝多芬的音乐，里面还有《春之祭》、巴赫的赋格等等。借用电影的形式，对年轻人进行音乐普及十分好。 贝多芬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很多人都知道，但真正地去理解和欣赏又是另一回事。我在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会和学生说，首先要弄明白音乐的作用和含义；另外我也会把贝多芬的技法教给学生，比如怎样以小变大，以少胜多。

6、 您心中的贝多芬是个什么样的人？

盛宗亮：一位富有正义感、奔放不羁、粗犷和细腻并存的艺术家。

周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对音乐满怀崇敬，又对自己挺“狠”的人。他早年就才华横溢，是个绝对的天才型艺术家。但是他不自恋，不追求简单的名利，而在追求极致的路上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哪怕那意味着生活的窘迫。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其实也是很多杰出作曲家的特点。

黄若：我有幸看过贝多芬的手稿，第一印象他是一个“脏兮兮”的作曲家：他的谱面经常改，估计那时候也没有橡皮，他就直接划掉重新写。但他其实是很严谨的，一个旋律反反复复去改，直到完美为止。听贝多芬的音乐，会发现他每个音的运用都很准确，这点跟巴赫很像，不多不少，能够确切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另外，他的音乐里mezzo piano（中强），mezzo forte（中弱）用得都比较少，要么很强，要么很弱，也体现了他的个性。我猜测他是个敢爱敢恨，大喜大悲，但同时又很严谨的人。

7、 贝多芬的一生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生活境遇、耳疾、多次投入爱情未果，为何他的作品却总是充满正面的能量？

盛宗亮：这是由于他理想中的世界与现实差距太大了，但又绝不放弃他的追求，因为放弃追求理想，便是放弃活着的意义。

黄若：一个很直观的问题，他为什么作曲？贝多芬是个诚实的作曲家，通过他的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思想和情感。音乐对他来讲可能是支持他生存的一种动力。我作为一个作曲家，最幸福的时刻不是曲子被演出，而是每天都能写曲子。作曲是我的世外桃源。因此我猜测，对贝多芬而言，通过创作，他能找到平静和感情的抒发点，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痛苦。所以，当他写“欢乐颂”、“命运”这种大部头时，从小调到明亮大调的转换，我觉得不是做作的技法，是他想要传达的真实想法。

于京君：贝多芬不像门德尔松，衣食无忧。我看过一个关于他的电影——当然肯定有戏剧化的成分——贝多芬坐在大街上，被小孩扔石子。贝多芬的名字应该翻译为“悲多愤”。这是个玩笑了。他的愤怒、不顺利，肯定都会对他的音乐有影响。不能说谁受的苦多，谁的作品就好，但的确有的作曲家生活越不易，曲子就越好。有的人就喜欢寂寞或流放。我曾有两三次写曲子特别有灵感，我就想象贝多芬，可能有一个瞬间不是他自己创作，而是有一个力量在帮助他。这是每个作曲家都渴望有的境界，或许自己都写出眼泪了。最后水到渠成，非常有条理、漂亮、自然的表达。

周天：自己的悲欢离合不是贝多芬要表现的。伟大的艺术家不会拘泥于只把自己的生活表达在作品里，“叙事”型的作品通常也不是最伟大的作品。很多艺术家都有能力和魄力把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分开。

8、 您认为他幸福吗？

黄若：很难想象贝多芬的一生如果不去创作音乐会是什么样。创作的幸福无法用物质去衡量。如果一个人找到一个可以表达途径，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鲍元恺：近十年，我的听力出现了障碍，对于职业音乐家来说，无疑是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之所以在心理上不至于“灭顶”，是因为有失聪的卓越同行站在身后——国内有同样听障而成就斐然的王西麟和黄安伦，而在欧洲，听障行列里还站着斯美塔那、福列，以及伟大的贝多芬。

陈其钢：从我个人角度认为，一个完全不幸和沮丧的人，作品性格不会是这样的。从世俗角度来说，他确实经历了生活的波折。这些东西对他的影响，我作为一个作曲家是深有体会的：当你面对自己的欲望、对事业的追求，受到家庭或者生活条件、身体条件的限制时，有时是非常无奈的。贝多芬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有生之年获得的认可与名声，对创作人来讲已经是幸福了，一般人不能体会。

盛宗亮：他是精神贵族，也很清楚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之处。这些是他的幸福之处，也是他的悲剧所在。和所有伟大艺术家一样，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冲突。没有了这些，便不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了。

9、在您看来，贝多芬在西方音乐史中是什么样的地位？

黄若：在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是属于很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了。承前启后，开创了新的东西。很多后来的作曲家，都受到他的影响，包括勃拉姆斯、勋伯格、舒曼、瓦格纳等等。

陈其钢：贝多芬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时西方古典音乐还没有发展到它的最高峰——浪漫中后期。浪漫中后期是一种风起云涌的状态，涌现了大批的作曲家，大批的音乐厅，大批的普通听众进入音乐厅，使西方古典音乐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浪漫派之后的所有作曲家，再也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了。

周天：也许因为贝多芬音乐中无比的激情和张力，大家往往会重视他充沛的情感流露，而忽视他音符中反映出来的冷静的头脑和细腻的写作技法。古典音乐，尤其是管弦乐写作需要周密的安排和逻辑思维，以及丰富的经验的积累。贝多芬有独奏的功底，而且早年就熟知乐队的各个环节。通俗地说，他是乐队里“泡”出来的作曲家。因此，他的创新与发展并非为了简单的打破常规，而是从音乐本身出发而做的成熟的决定。纵观所有作曲家，其实贝多芬属于最不花哨的之一，但是他却为古典音乐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盛宗亮：有许多人会不喜欢某位作曲家，比如有人不爱勃拉姆斯，有人不爱舒曼，李斯特等，但我从未听说过有人不喜爱贝多芬。

10、贝多芬的音乐对当今的音乐创作是否还有影响？

鲍元恺：有人说，现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在音乐会、课堂或家庭演奏，加上唱片、广播、电视的传播，现在更有电脑、手机和网络媒体的播放。我想，这个“每时每刻”的说法是毫不夸张的。

黄若：他的影响还是有的。这种影响不止于一个时代，而是一直在传承。比如他的主导动机发展的技法，现在也仍在使用。对当今音乐还有无形的影响，不光是技法，还有精神上的影响。

陈其钢：从中国音乐的角度看，贝多芬的影响其实也是西方古典乐的影响，有非常震撼的效应。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知识带回来，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影响不可避免，也极其重要。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没有准备的，也没有自我意识的土地上，之后所引发的结果，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搞音乐创作其实是搞音乐哲学，应该有批判的意识。70年代末，西方现代音乐一下进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和高度去看待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戒备心地全盘接受了。对于如何思考一个文化与自己源头的关系、与别人的源头的关系，自己的文化正处于什么状态，我们应该有所警醒。我们讨论贝多芬，要时刻记住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所想所做的，和他所处时代的发展步伐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强调中国风，什么是中国风？《黄河大合唱》是中国风，我就去做；《梁祝》是中国风，我要做得比《梁祝》还“好”。我认为，不需要比《梁祝》还好，而是要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理想的音乐，才是创造。这样我们在乱象中间说不定能看到一点希望。贝多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并且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按着自己的心，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了自己的个性。我们缺的就是个性和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