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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故乡明

音乐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与个体的情感体验紧紧捆绑,又与民族的文化血脉彼此交融。常常在音乐响起时,某段尘封的记忆被打开,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会醒过来,告诉你,那个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关于“我是谁”的问题的答案。当西方的伟大作曲家们一个接一个登上历史的舞台,书写和描绘出灿烂的音乐史图景,中国的音乐却独树一帜,流淌出一条同样斑斓和壮阔的画卷。作为一支中国的交响乐团,我们一面折服于西方巨匠留下的浩瀚遗产,一面为中国尚未采掘充分的音乐艺术宝藏震撼,只想尽己所能,带领观众们一起再去重读历史,回顾中国音乐在千年传统的式微与重建间,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融中,如何生长出新的面貌,如何走到今天,未来又将指向哪里。

这个乐季中,国家大剧院乐团、合唱团将与澳门乐团分别在澳门、北京两地联合演出《黄河大合唱》这一不朽经典。在这个特殊场合及另一场由国家大剧院独创的八重奏组合带来的音乐会上,我们还将上演一系列五四运动以来,由马思聪、黄自、赵元任、王洛宾、任光、李叔同、杜鸣心……创作的歌曲,它们呐喊出抗日救亡运动中高涨的民族精神,歌唱出诗意的情感表达,本身也代表了动荡年代间思潮的涌动和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我们将以此为五四运动100周年、《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及澳门回归20周年献上贺礼。

移步当下,中国作曲家的声音更是在世界各地响起。作为新音乐创作的重要阵地,每年我们都会以一台“国家大剧院新作品音乐会”,集中展现由我们委约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作曲家们创作,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作品。与《黄河大合唱》遥相呼应,今年我们将重磅推出由邹静之作词,孟卫东、唐建平作曲的交响合唱《北京大合唱》。此外,由国家大剧院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南荷兰爱乐乐团、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及巴黎爱乐音乐厅联合委约陈其钢创作的《如戏人生》也将迎来中国首演。正如其标题,这部作品的命运也颇具戏剧性,原定于2017年的世界首演曾被作曲家临时取消并推翻重写,于一年后重新问世。我们将演出于京君2018年创作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中国版》,同时将其首次带往韩国,并将在乐季闭幕音乐会上以黄若的《化变》作为年度终曲。在琵琶演奏家吴蛮的驻院艺术家计划中,两部同样年轻的作品将与观众见面。他们是旅加华人作曲家何启荣为琵琶、朗诵及乐队而作的《重生:道之旅》,以及赵麟为琵琶、大提琴与乐队而作的《逍遥游》。两部灵感均来自于道家思想的作品,也都是琵琶与其它形式的二重协奏曲,由吴蛮这位游走于东西方文化及不同音乐类型间的“跨界”音乐家来演绎,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广泛上演成熟作曲家的作品之余,大剧院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着青年作曲家的发展。 自2011年推出“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以来,200多部或新奇、或工整、或青涩、或大胆的作品由此诞生。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为核心,联手北京其它各乐团,已有近40部作品相继在大剧院上演。今年,伴随着2019/20乐季的展开,第五届青年作曲家计划也将逐步进入集中展演。在他们的作品从一纸乐谱变为可听可见的音乐之时,不仅作曲家自己,连我们也常常为之惊喜。我们相信,在此过程中他们所获得的所有的启发,也必将成为日后中国音乐最精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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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莫扎特”:门德尔松

余志刚

菲利克斯·门德尔松是浪漫主义早期的德国作曲家、钢琴家、管风琴家和指挥家,他的很多作品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2019年是他诞辰210周年的纪念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即将在2019/20乐季中上演他的一些代表作,其中有他的第二和第五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仲夏夜之梦》序曲等。

门德尔松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作曲家?我觉得舒曼对他的一句评语是很中肯的,他曾把门德尔松称为“十九世纪的莫扎特”。他还说,“门德尔松是一位最辉煌的音乐家,他最清楚地看透了时代的各种矛盾,并首次调和了这些矛盾”。他所说的“矛盾”主要是指古典的形式和浪漫的激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多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身上都有,但在门德尔松身上尤为典型。他心中最重要的古典大师除了巴赫就是莫扎特。说他像莫扎特,主要是说他们都是早熟的音乐神童,而且都英年早逝(莫扎特35岁,门德尔松38岁),在门德尔松的音乐中经常流露出莫扎特式的优雅,形式结构也始终和莫扎特一样严谨。

门德尔松1809年2月3日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摩西·门德尔松是德国启蒙时代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主张宗教容忍和犹太人融入德国主流文化,门德尔松的父亲后来就皈依了基督新教,并成为一个银行家。在结婚后生的四个孩子中,门德尔松排行老二。母亲负责了门德尔松和姐姐芳妮(也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的早期音乐教育,门德尔松学习钢琴、小提琴和管风琴,还和姐姐一起加入了德国作曲家采尔特指挥的合唱团。采尔特是大文豪歌德的音乐顾问,与门德尔松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成为门德尔松的作曲老师,并介绍门德尔松认识了歌德。他用巴赫的学生基恩贝格编写的旨在传播巴赫教学法的教材,使门德尔松在作曲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7岁时就写出了著名的《仲夏夜之梦》序曲,灵感来自莎士比亚的话剧(今年7月20和21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演奏他的这部杰作)。除了音乐,父亲还为门德尔松聘请了教文化课的家庭教师,学习了古典文学、历史、地理、数学和法语,使他成长为一个拥有全面的古典文化修养的人。

门德尔松生活的时代德国还没有统一。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瓜分了势力范围。德意志邦联也开始在复辟时期(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旧秩序)推行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门德尔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四件大事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他对历史上的早期音乐的关注促使他在1829年(20岁)重新上演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门德尔松仔细地研究了巴赫的乐谱,精心排练,终于完成了连他的老师采尔特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第二件事是他从20岁起为了完善他的教育和趣味而周游列国,先后旅行到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特别是英国,他先后访问了十次之多,因而对英国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件事是在莱比锡完成的。莱比锡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地点。从26岁起直到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莱比锡,指挥那里的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也叫“格万德豪斯管弦乐团”)。他每年要指挥20场系列音乐会(从10月到次年3月),还要加上名家到访、慈善音乐会和室内乐音乐会。门德尔松以不知疲倦的精力领导了这个如今的欧洲一流乐队。曲目的安排上显示了他对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偏好,他还上演了一些著名歌剧的音乐会版,节目单中混合了声乐和器乐,以及古典和当代的作品。第四件事也是在莱比锡,那就是他在1843年参与讨论了建立莱比锡音乐学院的计划。学院发表的公告说,这座学院将教授作曲、小提琴、钢琴、管风琴和声乐,还包括室内乐、合唱和音乐史的课程。学生来自德国和国外,要求他们参加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和其他市民音乐组织的排练和演出。教师包括门德尔松本人和舒曼等音乐家。1843年4月3日学院开张时有22名学生。这是德国最早的音乐学院,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音乐家。顺便说一下,挪威的音乐之父格里格和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萧友梅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门德尔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除了作曲,他还是钢琴家、小提琴家和指挥家,而且他酷爱绘画,一生画了很多水彩风景画和素描。音乐和美术是相通的,门德尔松的很多音乐作品都堪称“音乐的风景画”。

1847年5月,在英国的繁忙演出后的回国途中,他得知姐姐芳妮逝世的消息,回到柏林见到姐姐的墓时,悲痛欲绝,不久他便中风,于11月4日晚因病情恶化而逝世。7日在莱比锡举行葬礼,抬棺人包括舒曼、加德、莫舍莱斯等音乐家。次日,他的灵柩被运往柏林,下葬于教堂墓地他姐姐的墓旁。

门德尔松一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包括管弦乐曲、室内乐、键盘音乐、清唱剧和其他声乐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管弦乐曲,包括交响曲、音乐会序曲和协奏曲。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这个乐季中要上演的门德尔松作品大多属于这一类。

他一共写了五部交响曲,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今年5月25日演奏他的第五交响曲(艾森巴赫指挥)。这是一部标题交响曲,叫做“宗教改革”,为奥格斯堡会议300周年(1830年6月)而作。两年后首演,作曲家死后于1868年作为第五号交响曲出版。从这首交响曲的首尾乐章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宗教音乐的对立:基于莫扎特交响曲的朱庇特动机的帕勒斯特里那式的模仿复调写法和“德累斯顿阿门”的引用象征着天主教,而末乐章的主调和声织体的“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则代表了路德教。

1830年的意大利之行为他的“意大利交响曲”提供了素材,1833年在伦敦完成并首演,第二年修改,但在死后的1851年才作为第四号交响曲出版。开始的明朗主题犹如“欧洲南方的温暖而芳香的空气”。慢乐章开始的调式旋律显然在描绘宗教仪式或行进。第三乐章的灵感可能来自歌德的幽默诗“百合园”。末乐章标题为“萨塔莱罗”,开始的快速跳跃的音型使人想起他在意大利听过的萨塔莱罗舞曲。

1840年的“赞颂歌”交响曲在1841年作为第二号交响曲出版。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2020年1月17和18日演奏此曲。门德尔松像贝九那样在这首交响曲中引入了声乐,而且是宗教音乐,形成了一种交响曲和康塔塔的混合:三个乐章的乐队交响曲与九个乐章的声乐康塔塔结合在一起。来自圣经的歌词歌颂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

门德尔松的最后一首交响曲是“苏格兰交响曲”,灵感来自1829年的苏格兰之行,但直到1842年才在柏林完成。在爱丁堡的好莱如宫废墟中,当时才20岁的门德尔松孕育了开头的慢引子的主题,用低音管乐器和中提琴演奏。他在爱丁堡还出席了风笛音乐家的比赛,一些苏格兰民间音乐的元素无疑出现在谐谑曲开头的五声音阶的活跃的单簧管主题上。全曲共五个乐章,通过让曲中的很多主题材料都来自慢引子的基本动机(E-A-B-C),他让这部作品的整体很统一。

此外,门德尔松早年还创作过一些弦乐交响曲,从1821到1823年写了13首。这些作品显示出巴赫,特别是他的二儿子C.P.E.巴赫的弦乐交响曲的影响。

门德尔松的音乐会序曲是他最流行的管弦乐作品。他一共写了六首独立的序曲。1828年创作的《平静的海与幸福的航行》是其中之一。门德尔松此曲以歌德的两首短诗为题材,表现一条船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贝多芬以前为这首诗谱写过适于合唱团与乐队演出的短小的康塔塔(1822年出版),而门德尔松则只用乐队来表现这首诗。序曲由两幅“图画”组成,由一个过渡段连接。一个尾声补充了“幸福的航行”,暗示对船只抵达港口的欢呼。

门德尔松还有一首标题性序曲也很有名,那就是《赫布里底群岛》,创作的灵感来自1829年他在苏格兰西海岸的旅行。他再次从一个动机引出他的主题材料,生动表现了海浪的汹涌和海景的奇特。1833年钢琴二重奏的改编曲出版时他还用了《芬加尔的洞穴》这一标题。

门德尔松的协奏曲作品集中在他自己擅长演奏的两种乐器上:钢琴和小提琴。他发现协奏曲的创作在他的一生中是一项特别艰苦的工作,他向朋友们承认,他痛苦地在炫技的要求和艺术作品的整体性之间做出协调。他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比较有名,钢琴写作以明亮的、辉煌的各种技巧为主,但很少使用流行的钢琴效果。

他的最后的一首协奏曲很特殊,那就是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它是19世纪小提琴协奏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三个乐章相连,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包括第一乐章独奏的提前进入,华彩段的位置用来连接展开部和再现部。三部曲式的慢乐章提供了一首抒情的“无词歌”,回旋奏鸣曲式的末乐章,是典型的门德尔松的狂想曲式的谐谑曲。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在7月21日由庄东杰指挥,何子毓演奏这首名曲。

门德尔松的室内乐作品也很优秀,主要有三首钢琴三重奏、四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六重奏、八重奏(1825年完成,被认为是门德尔松的第一部杰作)、六首弦乐四重奏(1827-1847)、两首弦乐五重奏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室内乐系列将在2019/20乐季中呈现作品44号中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它们创作于门德尔松1837年婚后在弗莱堡和黑森林度蜜月期间,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

门德尔松一生都在创作钢琴音乐,但对他那个时代的钢琴音乐他又保持了一种又爱又恨的态度,摒弃了很多时髦的技巧。在他的成熟作品中有三种影响很突出:巴赫的对位法的活力,贝多芬中晚期的戏剧性姿态和超越的语言,以及韦伯的才气焕发的钢琴织体。《无词歌》是门德尔松最流行的钢琴作品,1832年至1845年间出版了六卷,共36首(还有两卷死后出版)。当时的一位理论家A.B.马克斯的音乐思想(探讨了器乐的表现潜力)也影响了门德尔松。或许作曲家在最初创作这些作品时曾写过歌词,然后又把歌词去掉了。当有人建议他使用一些标题或填词时,门德尔松回答说他想保持原样。他觉得没有标题和歌词的纯器乐更有表现力,更不受限定。他只对其中少数几首加上了标题(如三首威尼斯船歌)。

门德尔松不是19世纪唯一的复兴清唱剧的作曲家,但他的两部作品:《圣保罗》(1836)和《以利亚》(1846)是他那个时代唯一持久流行的清唱剧。当然,从扫罗到保罗的改宗这个题材对拥抱基督信仰的门德尔松家庭也有特殊意义。在创作上,他向亨德尔学习了很多东西。《以利亚》表现《圣经》中的著名先知,运用了丰富的合唱手段,取消了叙述者,让角色自己陈述戏剧情节,音乐结构也更加严谨。

门德尔松还有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世俗康塔塔《第一个沃布尔加之夜》(1832)。它以歌德的诗歌为基础(出自《浮士德》的第一部分),表现春天布罗肯山上的异教徒的祭礼。虽然门德尔松没有写过一部成功的歌剧,但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歌剧脚本。他还写过一些戏剧配乐,最有名是1843年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谱写的12段配乐(包括著名的婚礼进行曲)。

总之,门德尔松在19世纪30-40年代(浪漫主义早期)站在德国音乐的前沿,是一位第一流的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在20岁前便已形成,主要的影响来自巴赫、莫扎特,以及贝多芬和韦伯。他看似保守的风格使德国古典音乐的伟大传统在浪漫主义的新时期再现辉煌。在这方面,他与更加激进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例如瓦格纳、柏辽兹和李斯特等人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对门德尔松的接受却也经历过曲折的历程。尼采认为他只是德国音乐在贝多芬和瓦格纳之间的“一个插曲”。在他死后,人们经常对他的音乐加以曲解,使之变得越来越感伤化。他还特别受到欧洲19世纪以来的反犹主义的伤害。瓦格纳在他的匿名文章《论音乐中的犹太性》中批评过门德尔松。20世纪的纳粹更是禁止了门德尔松的音乐,移除和摧毁了莱比锡布商公会大厦门前的门德尔松雕像。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门德尔松的伟大,庆幸的是,如今的人们对他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他的音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

纪念理查·施特劳斯逝世70周年——专访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

刘小龙

2019年是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逝世70周年纪念。中国国国家大剧院将在全年上演这位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的多部作品。目前,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吕嘉先生带领大剧院管弦乐团进行着紧张的排练。笔者在乐队排练间隙就理查·施特劳斯及其作品对吕嘉先生进行专访,请他具体谈谈针对这位作曲家的个人见解和演出心得。


刘小龙(以下简称 刘):今年是理查·施特劳斯逝世70周年的纪念年,您能否就国家大剧院即将演出这位作曲家的作品情况首先做一介绍?

吕嘉(以下简称 吕):我们在2019年会多次演奏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我们还会演奏他的《二重小协奏曲》。今年10月18和19日,我们的乐季音乐会还安排了理查·施特劳斯作品专场,曲目包括《降E大调小夜曲》 、《最后四首歌》、《降E大调第一圆号协奏曲》,还有他的交响诗《堂吉诃德》。2020年3月7日,乐团将会演出他的弦乐队作品《变形》和两首交响诗《唐璜》和《死与净化》。


刘:您对今年有关理查·施特劳斯的纪念和演出活动有怎样的期待?

吕:我希望能够引导听众更多地了解这位作曲家和他的音乐。今年我不仅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也在澳门做专场演出。对于大多数中国听众而言,理查·施特劳斯并不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作曲家。对于他的音乐,以及他所身处的时代,我们都存在认知不足的问题。


刘:您如何看待理查·施特劳斯这位作曲家和他身处的时代?

吕:理查·施特劳斯之所以有着显赫的音乐成就,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文化积累息息相关。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圆号演奏家,曾经受到理查·瓦格纳的青睐。理查从小生活在资源优越的音乐家庭,从小就跟着他的父亲在剧院里,观赏各种剧目演出。这种耳濡目染的经历使他很早就熟悉乐队和舞台,建立起良好的艺术功底。此人在音乐表演和创作上才华横溢,被认为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音乐潮流在20世纪的延续和唯一继承人。他有效汲取了德奥前辈们的创作传统与精华,在具体的音乐创作上灵感勃发。特别是在对交响音乐的驾驭能力上,他的配器和音乐织体写作令人惊叹,拥有极佳的艺术效果和个人魅力。乐队演奏他的作品,所有乐手都会觉得在排练中越来越顺手,能够调动起群体的演奏热情。这反映着他对乐队表演实践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表演心理的有效把握。

理查·施特劳斯同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中国观众都比较陌生。作为“世纪末”的音乐天才,他所取得的音乐成就并不孤立。相反,这些基于浪漫主义传统的音乐创新正是在社会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的整体环境中产生、兴盛的。那个时期在我看来如同欧洲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诞生了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传统的文化潮流,又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旧欧洲的贵族体制和人文教育决定了这样一个文化高峰在世纪之交的呈现,而此后的欧洲文化则朝着重商主义的路线发展,也就变得更加世俗而失去魅力。来自美国的功利性和商业性席卷20世纪以后的欧洲社会,使得文化气候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发生重大改变。相对而言,理查·施特劳斯身处的时代显然更加辉煌灿烂。他和同时的其他作曲家构筑了一种继承与变革兼有的文化发展路向,显得厚重、深沉,却又英气勃发。古斯塔夫·马勒是同理查同时代的作曲家兼指挥家。他们的艺术旨趣和音乐风格虽然存在许多差异,但是他们对于人性的思考和理解却有很多共识。只是,马勒表现得过于悲观和细碎,而理查·施特劳斯则更加富有朝气和理性的结构感。这些都是时代赋予的,也使他们的音乐变得更加令人瞩目。


刘:理查·施特劳斯同他的音乐,您比较关注哪些方面?

吕:首先,理查·施特劳斯的确是在一个非常优厚的家庭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在早年接受的良好的音乐教育注定了未来辉煌的发展趋向。当然,理查本人的天资也是相当高。这种艺术上的才华是难于度量,或者用语言描述的。我们可以从他的音乐,哪怕是早期的音乐中感受到宝贵的艺术活力与光彩。对于他受到指挥家汉斯·冯·彪罗的影响后创作的风格更为多元的交响乐作品,在技术上特别突出的两点就是配器和音乐结构。从配器方面来看,理查·施特劳斯继承了自瓦格纳已 降的创作传统。这里包括对“新德意志乐派”的一种整体的继承和总结。他把弗朗兹·李斯特创造的交响诗体裁作为管弦乐创作的核心,希望从音响上达到对文学和视觉主题的表现。这无疑要在传统的交响乐配器方面推陈出新,使它同恢弘、壮丽的题材内容相匹配。如何利用一个庞大的乐队编制调配出更加奇伟的音响效果,形成个人的音响风格,想必是作曲家思考最多的事情。他在这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惊人的,对于后代影响深远。我们轻易地可以从很多电影大片的配乐中找到理查·施特劳斯的身影,有些配器方式,甚至主题旋律几乎就是“抄袭”的结果。

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传统曲式结构的改造和重塑。理查·施特劳斯同那个时代更具颠覆性的现代作曲家们并不相同,他对于传统的深度理解,使他更加维护和尊重前辈的贡献。这也是他建构音乐的立足点。然而,他希望在传统的奏鸣曲结构同个人追求的诗性内容之间取得协调和平衡,这就使得他的管弦乐作品拥有了复合结构的特征。例如,交响诗《唐璜》中将奏鸣曲式同回旋曲式两相捏合的现象,恰恰是围绕着他对文学内容的个人理解而产生的。这种建立在传统之上的革新显得非常困难,而且只能针对具体的作品进行独立的设计。所幸的是,理查·施特劳斯在这个方面做得令人非常信服。这表现在哪怕最为细节化的音乐织体的安排上,让演奏者和听众都感到这位作曲家在音乐结构上的精准把握。


刘:您作为一位指挥家,如何看待理查·施特劳斯在指挥和作曲领域取得的双方面成就。

吕: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理查·施特劳斯是在剧院和乐队里“泡”大的。这使得他从头就拥有了表演与创作的双重经验。在那个时代,指挥对于少数精英人士而言仿佛是一种自然的天赋,因了机缘巧合而成为音乐的执棒者。理查·施特劳斯在青年时代怀着对勃拉姆斯的狂热,跟随汉斯·冯·彪罗学习指挥并担任助理工作,为他日后的管弦乐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应该说,他的指挥学习自始至终是在实践中进行的,成为他艺术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对交响音乐的把握,以及对歌剧舞台的熟稔都同作为指挥家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以我个人的艺术经历作为参考,我充分意识到指挥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磨砺和积累才能有所成就的艰苦职业。这需要大量的表演实践和乐队合作作为基本支撑,并且需要对艺术人文有广泛的知识和理解。在这些方面,我非常佩服那些昔日公认的指挥大师们。他们都曾走过独立而艰苦的发展路径,仅仅凭借年轻和才华而立于指挥台上,是远远不够的。


刘:从理查·施特劳斯所取得艺术成就来观察,您认为现代和当代艺术有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

吕: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多元发展的商业社会。人们在艺术领域的发展自然也倾向于各自为战,难于比较。人们越来越抵制某种绝对的艺术标准,认为它会成为艺术创造和评价的必然束缚。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一个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是依然是必要的。在西方交响音乐创作领域,我们倘若把理查·施特劳斯、古斯塔夫·马勒同这个时代乃至上一辈的作曲家们衡量,很容易在创作技术和艺术表现的有效性方面找到差异,分辨出明显的高下。例如,同为民族乐派的音乐家,贝拉·巴托克在音乐上取得成就明显高于民族乐派的许多前辈。另外,作曲家的个人成就也决定着他的音乐的国际化程度,尽管乡土文化自19世纪以降令人瞩目,但是个人在音乐领域的历史价值和影响力却取决于他的思想高度和技术水平。有些人只能是地方性的作曲家,而少数佼佼者则成为了国际级的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自然属于一流作曲家的行列,尽管他经常自谦是个“二流作曲家”。缺乏一个普遍的衡量标准,艺术的品质和价值都会遭受损失。有时,它也会成为一种自我“护短”的口实。其实,一个人的艺术水准究竟怎么样,明眼人多半是会达成共识的。


刘:您对今年纪念理查·施特劳斯的系列演出有怎样的期待?

吕:我希望来到大剧院聆听音乐会的观众朋友能够透过剧院交响乐团的高品质演奏,走近和了解这位德国作曲家,并从他的音乐中获得更多文化思考。


刘小龙,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从事西方音乐史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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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留胜迹 风骚最旖旎

伍维曦

1917年十月革命尽管改变了俄罗斯国家及其统治下的东欧、中亚各族的命运,但并没有决定性地改变从19世纪中叶发轫的俄罗斯艺术音乐的发展方向。虽然同时代西欧音乐的主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已经面临关键性的转折,虽然一些“先锋派”音乐也曾在1920年代的苏联引起很大反响,但由于各种因素,20世纪上半叶苏联音乐对19世纪俄国音乐的延续性要远胜于变异性:我们完全可以把1861年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建立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一百年看作俄罗斯-苏联音乐繁荣滋长的一个世纪。就整个俄国音乐的历程来看,这段时期大约相当于西欧音乐史上的19世纪,是一个大师辈出、杰作丰盛的时期。

俄国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属性都十分复杂。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但在形成过程中吸纳了许多其他斯拉夫族群,还包括大量西欧、近东和中亚的族裔(许多音乐家都有非俄罗斯姓氏,像赛扎尔·居伊、梅特涅尔、格里埃尔、穆拉杰利等等,肖斯塔科维奇的祖辈也是波兰人);其国族文化以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传统为底色,蒙古人好几个世纪的统治带来了强烈的东方成分和草原习俗,18世纪开始又因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扩张引入了西欧近代文明。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使沙皇频繁参与西方各国的会盟交聘,成为19世纪欧洲国际秩序的重要一员。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完全融入西欧学术与艺术语境的同时,又强烈地关注着本国国情与人民心理的特殊性,其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往往超越狭隘的一国一族,成为整个近代西方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成分。19世纪俄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如巴枯宁、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对整个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俄罗斯艺术音乐传统的形成虽晚,但却建立在这样博大厚重的基础之上,其异军突起、一鸣惊人也就并不让人吃惊了

此次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新演出季中预备呈现的众多俄罗斯-苏联音乐作品,从柴科夫斯基到肖斯塔科维奇,正好是这辉煌世纪的浓缩,并涵盖了不同时期音乐主流中的各种倾向。这七位作曲家也正好构成了几个主要的代际:柴科夫斯基(1840-1893)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是19世纪后半叶最富盛名的两位作曲家,他们所各自任教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也是培育专业音乐人才的两大具有竞争性的阵营;拉赫玛尼诺夫(1870-1940)和斯克里亚宾(1872-1915)是“一战”前成熟的俄国作曲家中最为天资横溢的,但其音乐风格大相径庭;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和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比他们更晚一辈,属于旧俄国培育的最后一代音乐家,二人在“一战”前后都以激进的先锋派著称,但后来又都发生了转向:前者独立特行,不惜以今日挑战昨日,后者顺应形势,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祭酒;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生在红旗下,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苏联作曲家,其创作盛期大致从1930-1960年前后,打上了强烈的“斯大林时代”的印记。肖氏自觉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音乐深刻宏大的精神遗产,有鲜明的历史意识,有复杂的现实指涉,这是穆索尔斯基所开创的传统。

这几代作曲家都有着清晰的师承或对手关系。柴科夫斯基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都受到“强力集团”的创始人巴拉基列夫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于前者的创作生命发生更为决定性作用的鲁宾斯坦兄弟则与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业余音乐家在旨趣上各不相同。柴科夫斯基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两派的关系很微妙,有些类似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在德国音乐界的情况。拉赫玛尼诺夫与斯克里亚宾同出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且自幼是同学,拉氏的早年特别受惠于柴科夫斯基,成为20世纪俄式浪漫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人。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都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学生,肖斯塔科维奇则师从后者的学生兼女婿马克西米利安·斯坦因伯格。总之,这一时期的俄-苏音乐家就生活、教育和创作环境及社会关系而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属于一个精神与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形在整个西方音乐的大环境中,与以巴黎音乐学院为核心的法国作曲家群体较为相似(法、俄两国的国情亦较为趋同,且艺术家的生存机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都很密切),而与其他欧、美国家则有很大不同。

由此,我们似可以把这八位作曲家的十余部作品视作一个整体来理解,犹如围绕同一主题布置的画展或邮展,并可以按照时代来分成四个单元。柴科夫斯基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代表着俄罗斯音乐中浪漫主义的盛期;拉赫玛尼诺夫与斯克里亚宾是“世纪末”一代,是晚期浪漫主义大师;斯特拉文斯基是最早的现代派,“一战”后长期生活在西欧和美国,在西方音乐的主流中独标一格;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与肖斯塔科维奇则是苏联音乐史前期最重要的作曲家。在19世纪晚期的单元中,柴科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4号,1888年)是一部巅峰之作(尽管作曲家本人并不喜欢这部作品),个性很突出,又具有浪漫主义后期交响音乐的风格特点。有的批评家认为:柴氏的后三部公认为传世之作的交响曲,可以当作情节连贯的“自传三部曲”来理解。这三部曲的主题便是探讨内心与外界、个人与命运的关系。《第四交响曲》提出了这个命题,给人以某种遐想和展望,《第六交响曲》宣告了内心与个人的彻底失败,而《第五交响曲》向我们陈述了斗争的波澜壮阔的过程以及艺术家越来越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讲天人交战,当然是交响曲这一纯音乐体裁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柴科夫斯基的讲法则带有高度人格化的魅力。虽然缺乏德国式的动机发展技术,但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尤其是在主题陈述后马上加以展开的手法,使呈示部中很快就出现情绪高潮;而精致的乐队写法又充分展示了旋律重复对于推动戏剧进程的动量),却独辟蹊径、不落窠臼地将思考与独白注入夸张而优美的音乐形象。整部套曲的第二乐章篇幅宏大,而且有成为全曲中心的意图(这是后期浪漫主义交响曲创作的一个趋势),迷人而忧郁的抒情式冥想,再度被命运的闯入所中止。这痉挛式的表情通过圆舞曲中一闪而过的紊乱延续着,使得末乐章那貌似无边无际的欢乐情景的意义变得难以言喻。矛盾得不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不平。这个对于交响曲来说永远存在的问题,超越了柴科夫斯基的生命,在后来的俄罗斯作曲家那里延续着。“世纪末单元”中斯克里亚宾的《第四交响曲“狂喜之诗”》试图用彻底的神秘主义去解除面对现实的恐慌,最后造成了星云般的极端碎片意象;而在拉赫玛尼诺夫那里,在经历了无数尝试之后,在《帕格尼尼狂想曲》(作品43)中最终以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的隐喻,宣布了对这命题的浪漫主义方式回答的终结。可能在无数后继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肖斯塔科维奇(最后一个单元“苏联音乐”),在他的交响曲中,尽管听不到不变的愁绪和浓郁的煽情(这是柴科夫斯基被许多西方评论家反感的原因),但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仍旧是“天人之战”,并且是一个更为敏感多思的内心和更为残酷多变的世界的战场。肖斯塔科维奇不仅仅演绎主观心理对客观世界的印象,而且试图作为中立的旁观者考察这斗争着的双方,这是他后斯大林时代几部交响曲的归宿,也是俄罗斯古典音乐中现实主义传统的高峰。

宏大深邃的“人性”主题之外,是面向广袤之域的“支流”:俄罗斯-苏联音乐在具有民族民间色彩的标题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谓独步于世。这一成就在这次“俄罗斯音乐大展”中有充分的体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和普罗科维耶夫根据芭蕾舞剧配乐改编《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作品64)都展现出一种立足于东欧文化本位的“异国情调”,从中可以感受到比西欧音乐家更为强烈的风土色彩和怀古情愫。对民间曲调的改编和故事风俗的采撷,最终反哺专业创作,在20世纪之初形成所谓“原始主义”新浪潮。时至今日,《春之祭》可能仍然是斯特拉文斯基最负盛名的作品:神秘的祭祀场景、狂乱的舞蹈节律、音响化的织体写作,都一反学院派的雅致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也挑衅着布尔乔亚的趣味。这部在当时极富争议之作拉开了现代音乐的大幕,也触发了“一战”前后许多创造性的音乐流派。斯氏一生风格多变,不拘一格,出入古今,独立特行。流落他乡半个世纪后,这位耄耋老人于1962年秋回访故国,亦是百感交集、不胜唏嘘。故国风华何处寻,白头独自抚幽心。

那些出生于“白银时代”,经历过两次大战的作曲家已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了。俄国音乐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落下了帷幕,接下来当任由后人对往事来阅读、诠释与反思。值此中俄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回首历久弥新的俄式声音,重现跨越世纪的深邃乐思。音乐如同人类精神文明的“化石”,具象的声响将漫长岁月中潜藏的人类情感娓娓道来,容得后人一窥繁华之时的旖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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