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的话
“刺”是一种猛烈的暴行，其内含的精神实质却是对道义的捍卫。《史记·刺客列传》所载之刺客，身上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让我们在解读他们的行为动机时，可以超越世俗的道德评判标准，进入到一个文学（或曰人学）的审美境界。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行刺的理由不一，行为都很极端，而豫让则是其中最纯粹的一个。他的行刺，毫无诸如铲除暴君之类的政治目的，且他行刺的对象赵襄子，无论在世人的眼中，还是在他的眼里，都称得上是一个明君。然而就因为赵襄子杀了待他如国士的主人智伯，他便要用国士的礼节来回报，全然不理会他那位主人是一个暴君的事实，毅然决然地以惨烈的自残来坚定复仇的决心。在他的心中，没有约定俗成的善恶标准，只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做人原则，这一原则将一个“义”字高置在了一切道德规范之上，把“义”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当作一种至高的宗教信仰加以供奉，并以生命作为代价来誓死捍卫，舍身如此，糊涂而又如此明白，古往今来，除了豫让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来。
——徐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