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堪称德奥音乐史册中的巨擘级人物，他深受古典主义时代德奥音乐正统之真学、也醉心浪漫主义时代的瓦格纳的影响并对其有独到发扬。对理查德·施特劳斯之后的所有听众而言，他作品中那些灿烂的音响效果、丰富的故事体裁、强烈的哲学关联，在听觉和心理上所致的体验是前所未有和令人瞠目结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既象征着浪漫主义音乐洪流的巅峰，也是晚期浪漫主义最终但却耀眼的余晖。今晚，就让我们跟随祖宾·梅塔大师，来领略堪称他人生不同时期自画像的三部作品。
1894年，理查德·施特劳斯刚三十岁。那时，他还怀着年轻时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狂热，已经因《唐璜》（Don Juan）、《死与净化》（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等交响诗的成功而声名鹊起。但他这一年却在自己的首部歌剧《贡特拉姆》（Guntram）中遭遇巨大失败。
随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立即重拾交响诗创作，并选了当时流行的中世纪一位疯狂喜欢恶作剧并因此背离所谓社会规范最终死于社会制裁的人物作为故事线索。这个听来离经叛道和极端的故事，赋予了理查德·施特劳斯极大的创作空间。他不仅以令人叫绝的管弦乐手法把蒂尔惹出的恶作剧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也似乎在借这个游戏人生但又遭遇黑色喜剧的人物借物咏志：无论世俗眼光如何看待自己，他会跟随自己的直觉与内心，响亮回击那些所谓的规则与公道。
五年之后，他创作了堪称其在交响诗领域巅峰之作的《英雄的生涯》。这部以六个侧面来刻画一位英雄的形象、人生及内心的作品，也被他的批评者认为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无耻的自我美化宣传之作，而他也多次坦然默认了自己的真实生活与这部作品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他甚至因为批评者们对其中“英雄的敌人”的章节的愤怒而感到尤其的快意。抛开这些表面争议，这部诞生在世纪末维也纳的乐作对当时正受人们热议的哲学新思想的映射也值得关注，尤其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等人提出的关于人类“本我、自我及超我”的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表面与内心的两个自我之间的挣扎与斗争的议题。
在1898年刚开始创作时，他曾表示希望此作能填补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之后英雄主义乐作的空白。显然，这部作品后来的命运与地位并没有让他失望。写完《英雄的生涯》之后，理查德·施特劳斯不过才是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而他的人生之路至此才刚走过不到一半。之后，理查德·施特劳斯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若干的人生起伏，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创作领域各种层出不穷的“主义”，但他却执着坚守着浪漫主义的阵地。1943年，慕尼黑国家剧院在战争中被盟军炸毁，那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十几岁开始听歌剧的地方和他许多作品首演的剧院。对七十九岁的理查德·施特劳斯来说，这个消息几乎意味着一切的终结。二战之后，他又因自己与纳粹的关联而受到审查而在耄耋之年再次遭遇人生黑暗时光。所谓的《最后四首歌》就是他在等待审查结果的这段时期内的作品，在音乐上和诗意上都堪称是他晚年最后的心灵写照，也是他向艺术、人生以及他心中那个逐渐远去和消逝的世界致以的最终告别。1948年，理查德·施特劳斯被宣告无罪。次年，他在南部德国的家中安然离世。